金岳霖先生外貌描写的句子集锦五篇

浅析汪曾祺散文《金岳霖先生》

导语：下面小编整理了汪曾祺先生《金岳霖先生》的散文的“趣”“真”和“苦”的特征，进一步呈现“淡”之言外之味，还原汪曾祺笔下的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曾言：“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细品《金岳霖先生》，有三味，本文就此三味，随着汪曾祺的笔触，感悟字里行间浸透的叹惋。

一、三味

(一)趣 金岳霖为人天真，率性自然，汪曾祺为文更是涉笔成趣。“哲学教授”穿的是体育教员才穿的夹克;“无儿无女”却自得其乐;“雅士”却好养斗鸡，能和斗鸡一个桌子吃饭;“大人”和小孩比水果;“老人”坐在平板三轮车上在拥挤的王府井东张西望。汪曾祺巧用对比，以金岳霖之年龄、身份、情态等与旁人比照，生出无穷趣味，在对比中刻画出十分独特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趣之表，雅之内，不仅使人愉悦，魏晋名士风度乃此趣之精神根基。冯友兰曾这样评价金岳霖：“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何以见得?且看汪曾祺在金岳霖讲课抓虱一节中的叙述：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小动物”“捏” “看”“甚为得意”，寥寥几笔，生动传神，金岳霖不以为窘，更不以为苦。一次严肃的演讲，一个庄重的论题，他以“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为结论，以捉虱结束，令人不禁会心一笑。嵇康天真烂漫、率性而为的性格特点，同样存在于金岳霖身上。

金岳霖在治学上，初看有趣，实乃雅之至。他有一个学生叫林国达，喜欢问一些很“玄”的问题。有一次林国达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岳霖巧妙地回答：“‘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金岳霖的回答，既幽默，更睿智。

金岳霖之“趣”，以天真烂漫、率性而为作底色，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风度为精神根基。趣，是童趣，是情趣，更是志趣，超凡脱俗。

(二)真 汪曾祺所记述的金岳霖，诸多言行举止看似有趣，实则大智若愚，正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他真诚。“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这是金岳霖每一学年对新生的坦诚相告，为了消除学生的疑虑，也避免拉远和学生的距离。

他率真。金岳霖虽然研究哲学，但他也喜爱文学，看了很多小说。有一次，金岳霖被沈从文拉去讲授《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出的。大家都以为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不故弄玄虚，而是率真地表达自己。

他天真。他养了一只很大的云南斗鸡，可以和他同桌而食;“大人”和小孩比水果，“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作为一个哲学家，甚至是“中国哲学第一人”，在专研学术之余，热衷民间玩意，雅士俗好，不附庸风雅。

他真挚。那位好问玄怪问题的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此处的叙述，汪曾祺写得流畅而真实，面对悄然离去的生命，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寥寥数语，足见金岳霖的真挚之情。

而金岳霖的'真挚，更体现在林徽因身上。金岳霖特意宴请朋友到北京饭店给林徽因办生日，北京饭店乃当时在世界享有最高荣誉的五星级酒店，在朋友到了之后，才宣布是为了庆祝林徽因的生日，他的态度，郑重几至神圣。金岳霖与林徽因之间的感情，汪曾祺并没有点明，只在字里行间做了一些暗示，这是汪曾祺对金岳霖的尊重。在这次宴请时，林徽因已逝世多年，梁思成也已继娶学生林洙。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纪念与祭奠，纯洁、坦诚、真挚。

金岳霖之本然真挚，可谓已达极致，难能可贵。

(三)苦 文中最深刻的味道，乃“苦”。此“苦”流淌在汪曾祺文字的骨子里，反复细读，平淡背后的感伤与叹惋，力透纸背，浸润心房。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汪曾祺为什么反复强调应该好好写一写金岳霖以及其他西南联大的教授?“我”所知甚少，可“我”还是写了，亦希望熟知的人可以好好写一写。事实上，即便是熟知金岳霖的人，也没有好好地为他写一写。王浩，为金岳霖得意门生之一，而他也只写了一篇论金岳霖学问的文章(题为《金岳霖先生的道路》)。汪曾祺更想熟知的人写写金岳霖的为人，而不仅仅是学问。为此，汪曾祺在行文中透出了叹惋之情。

在西南联大，金岳霖不仅是其中一位有趣的教授，更是具有代表性的教授。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里，沈从文谈得最多的就是金岳霖，他不仅是一个代表，甚至是一个符号。西南联大，不仅是“精神圣地”，更被誉为“民主堡垒”，在这里活跃的教授，其事迹、其精神，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他们大都已离开人世，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迹却少有人写，汪曾祺叹惋其精神财富逐渐消亡，终将被遗忘，昔日的“精神圣地”“民主堡垒”也将轰然崩塌。汪曾祺内心深处之苦，是那么的苦涩、无助和孤独。

“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的冲淡隽永。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 这段评论，乃吕冀平给张中行《负暄琐话》的序言，本文引以评价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恰如其分。初读趣之文，幽默敷于表，苦涩存于心，汪曾祺的叙写带着一代人对一个时代的苦涩记忆。汪曾祺缅怀的，不仅是逝去的金岳霖，还有那如《广陵散》般不可复制的西南联大教授的美好精神;汪曾祺期待的，是他们的精神不曾泯灭，亦不会消逝，警醒一代又一代的人。

二、言外之“味”

《金岳霖先生》不仅有三味，我们还读到了一个言外之 “味”――淡。缅怀性散文，千姿百态，汪曾祺笔下的，似一幅中国传统水墨画，空灵、清淡而意蕴深厚，这种“淡”，与三味相辅相成，初尝为“淡”，继而为 “趣”、为“真”、为“苦”，末又回归为“淡”，冲淡隽永。在有限的篇幅里，汪曾祺用个性的文字，完成对金岳霖一生的书写，与此同时，留白之“淡”，让人回味无穷。

汪曾祺选取的，都是最能体现金岳霖个性特征和特殊气质的细节，以平常之事显其不平常，并由此激发读者探求金岳霖生命轨迹的浓厚兴趣。作者先写金岳霖的外貌，后写其行为;先写课堂上的金岳霖，后写生活中的金岳霖;先写西南联大时的金岳霖，后写解放后的金岳霖，呈现的是一种历史的纵深与跨度。金岳霖所处的环境，其人物背景，汪曾祺只给予了隐约疏朗的几笔，而这种留白之“淡”，却更使读者去感知隐没在金岳霖背后的广阔世界。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这段叙述，极易忽视，留白之“淡”，幽默之表，孰能悟其内之苦?坐三轮车“接触社会”，是全文唯一描写解放后的金岳霖的一处细节，亦是全文唯一一处关于金岳霖与政治关系的细节，笔调实乃凝重，非淡之笔，冲淡隽永。解放之后，金岳霖为实现“另一种理想”而积极参与政治，也以一颗真挚的心，积极投身新社会。

“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逝者如斯，当代应以重塑西南联大之精神、重塑民族之品德为己任。

汪曾祺散文《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1987年2月23日

※选自：《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为后人研究、品味和学习，与其散文化有关。 本文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欢迎阅读了解。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影响，意在说明：文无定法，要敢于创新。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 散文化特征 原因 影响

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读他的小说，如同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对照杨义先生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的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汪曾祺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以及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汪曾祺不注重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而是努力将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执意将散文融入小说，以达到和谐美为特征的朴素平淡、优美自然的艺术境界。如《大洋记事》中巧云被强一奸、锡匠被打伤具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作者只是让人物在平和的心境中结束了故事。锡匠们以平和的方式取胜，肇事者被驱逐出境，巧云坚定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触，将一个悲愤曲折的故事写得平和清新。

（三）人物化虚，情绪化浓。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传统小说成功的关键。汪曾祺的小说并不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写，而是着力于氛围的渲染，从而构成另一种情调。甚至有的作品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以致人物反倒成了点缀，《陈四》便是这样的代表作。《陈四》全篇四千多字，作者竟用了三千多字来描写迎神赛会的民俗风情，酿造出一般朴实粗犷的文化氛围，文章的后部分只用了几百字点出了踩高跷的陈四就在这种蒙昧的氛围中挨打、大病、卖灯等，人物被浸泡在这浓重的古风习俗之中。其实，这种淡化人物性格而着意氛围营造的方式反而更加深化了人物的性格，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令人油然而生怜悯、同情、伤感。

二、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成因

汪曾祺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散文化了，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一次有力的冲击。造成他们的小说散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即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俗话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分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成因，内因至关重要。汪曾祺早就有了小说艺术的自觉意识，他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明显地存在着的。”他还说自己的小说“散”，是“有意为之”。他在小说表现样式方面的追求，使人想到古人所说的“以意从法，则死法矣”，汪曾祺正是在对短篇小说“死法”的突破中获得了自由，从题材的选择与把握到艺术形式的借鉴与创造，这些都保持着其强烈的主体创造精神，并借以激活自己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情绪，从而在纯熟老到的笔法中张扬了自己的个性。

在分析内因时，我们会质疑是谁促使汪曾祺小说艺术自觉意识形成的。这就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外因。其一，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汪曾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祖父每天给他讲授《论语》，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且解释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其二，他还深受道家“追求绝对的人生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看重人情味，在他的笔下，见不到儒家的等级森严，只有庄禅所追求的个体与和谐的精神。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巧妙地将两者熔铸在他的小说中，从而创造了作品中的美格。

三、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一）其沟通、延续与拓展了被阻断了的小说历史长河。汪曾祺小说一亮相，便赢得了文坛的一致喝彩，有人称之开了“寻根文学”的先河，有人称之为“风俗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之为“新笔记小说”。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内容和形式，挖掘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之所以能轰动文坛，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对传统情节小说模式的冲击，注重了小说的散文化，从而开创了“新笔记小说”这种新文体。他所创造的新文体，绝不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全面背叛，而是对传统中另一文学样式――笔记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一支，笔记小说一直贯穿于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

（二）其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出现，是对建国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可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复现，是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还只是“瞒和骗”的文学的一种简单反拨，单一的复归并不能带来“百花齐放”，小说的多元化的格局有赖于整个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小说形式的多元化。但是，它毕竟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他不仅在形式上注重散文化，而且在内容上追怀往事，远离现实与政治，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和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保持着距离，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参考文献：

［1］陈从华主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2］吴宏聪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3］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

［4］邰宇.汪曾祺研究概况.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