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文言文经典句子汇集90条

师说文言文经典句子 韩愈师说的古文诗 《师说》以抽象思维为主，阐述的是生活中事，对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永远的意义《师说》的语言推理严谨，风格冷俊。《师说》的态度是批评教诲

韩愈师说的古文诗

《师说》以抽象思维为主，阐述的是生活中事，对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永远的意义《师说》的语言推理严谨，风格冷俊。《师说》的态度是批评教诲。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韩愈师说的古文诗，欢迎阅读。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jiē）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tán）、苌弘、师襄、老聃（dān）。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他所存在的疑惑，就始终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习的风尚没有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众人喜爱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教育孩子；他们自己呢，却以从师学习为耻，这真是糊涂啊！那孩子的老师，教他们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给人解释疑惑的老师。不理解文句，疑惑得不到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求教（意思是不知句读的倒要从师，不能解惑的却不从师），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智的呢。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如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类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难道值得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强，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像这样罢了。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被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3］受：通“授”。传授。

［4］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 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5］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6］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7］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这里作动词用，学习、从师的意思。

［8］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

［10］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11］师道：以师为道。即学道。道，这里有风尚的意思。

［12］出人：超出（一般）人。

［13］众人：普通人。

［14］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5］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16］惑矣：（真）糊涂啊！

［17］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18］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 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19］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老师。“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0］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倒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放弃了。

［21］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2］百工：泛指手工业者。

［23］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4］位卑则足羞：（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耻辱。

［25］谀（yú）：阿谀、奉承。

［26］复：恢复。

［27］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

［28］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29］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语气词，起加强反问语气作用。

［30］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1］ 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ｈàｏ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

［32］苌（cháng）弘：东周 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33］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 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34］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35］不必：不一定。

［36］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各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37］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38］六艺经传（zhuàn）：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

［39］不拘于时：不被时俗所限制。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40］余嘉其能行古道。嘉：赞许

［41］贻：赠送

［42］ 不齿：不屑与之同列，表示鄙视。 齿，原指年龄，也引伸为排列。幼马每年生一齿，故以齿计马岁数，也以指人的年龄。古人常依年龄长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阶级的传统偏见。

韩愈古文鉴赏

【作品介绍】

《与于襄阳书》讲的是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后，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原文】

与于襄阳书

作者：韩愈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①，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②。士之能垂休光③、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④，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⑤。是二人者⑥，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⑦?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⑧?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⑨，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⑩。故高材多戚戚之穷⑾，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⑿，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⒁，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⒂，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⒃，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⒄，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⒇、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注释】

①贞元十八年春，韩愈为四门博士。国子，即国子监，唐代最高学府，下分七馆：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四门博士，即四门馆教授。将仕郎，官阶，唐属从九品。守，任的意思。

②负：仗侍。

③休光：盛美的光辉，光华。

④后进之士：后通显的人。为之后焉：做他们的歌颂者。

⑤虽盛而不传：即使成就卓越却不会流传。

⑥是二人：这两种人。相须：相待。这里是互相依赖的意思。

⑦援：攀援。推：推举。

⑧殷多、盛。这里引申作密切解。相遇：互相遇合。

⑨负：仗恃。谄：讨好。

⑩顾：照顾关怀。

⑾戚戚：忧虑的样子。赫赫：威显的样子。

⑿干之：求他。干，干谒。

⒁侧闻：从旁边听说，表示谦恭。

⒂道方而事实：道德方正而工作讲求实际。

⒃卷舒：卷缩舒展，这里是进退的意思。文武：具有文、武的才能的人。唯其所用：只在您来使用。其，你，第二人称。

⒄遇知：受到赏识。获礼：得到尊敬。

⒅恒：平常，普通。

⒆：隗kuí，郭隗，战国时燕国人。燕昭王招贤纳士，欲报齐国之仇，往见郭隗，郭隗说：“今王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

⒇刍：读音chú，喂牲口的草。

【译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

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请求引荐，居于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顾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学很高的人很多都为不得志而忧愁，地位高的人没有显耀的声誉。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没有去求取，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引荐人;没有向下寻找，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我思考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没有敢把这句话说给别人听。

我从旁听说阁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识，行为方正做事实际，进退有度不随流俗，文武官员能量才任用。难道您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然而没有听说过后辈有得到您的赏识和礼遇的，难道是您寻求而没能得到吗?还是您志在建功立业，而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也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呢?为什么应该听到您推荐人才的事却久久没有听到呢?

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将要寻求的人才还没能找到吗?古人说过：“请从我郭隗开始。”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米和雇仆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费阁下一顿早饭的费用就足够了。如果您说：“我志在建功立业，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还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间那些拘谨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们告诉这些话，而胸怀坦白、才识卓越的.人，又不听取我的话，那么就真的是我的命运很坏了!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过目，也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

韩愈诚惶诚恐，再拜。

【题解】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解析】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总是要强词夺理，倒错逻辑的。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生拉硬扯、因果倒错就偏执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韩愈：古文运动

引导语：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韩愈古文运动

引导语：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主要由文学家韩愈引导，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韩愈古文运动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到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的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

对这种靡丽、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时，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徵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指秦汉时所用的'散体文)，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

但由于这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县)人。韩家曾是昌黎(在今属辽宁义县)地方的望族，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会抚养。可不久韩会又去世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

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他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年后，他才得到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奏本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师说》等传诵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得识用人才。

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

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时，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后，于公元817年平定了持续三年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

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当刺史。

韩愈写了三百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

韩愈曾四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他向青年学子们宣传他的文学主张，倡导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植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扩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