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阶级差异的句子汇总100条资料简介_描写阶级差异的句子汇总100条经典语录_描写阶级差异的句子汇总100条名言摘抄

描写阶级差异的句子 诗经相关内容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 成书过程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

诗经相关内容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

成书过程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5]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12]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12]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13]  ，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14]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14]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前者用以比喻形体，后者用以比喻感情之变化。[14]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觉喻感觉；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如《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东方诸侯国之百姓对西周王朝贵族窃据高位、不恤百姓的愤怒（皆有名无实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开口挹取，指出西人对东人的剥削。实际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师尹地位之显赫、重要，此以具体物之高，喻抽象的地位之显赫。

《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以山冈之永恒，河水之不断，日月之长在，松柏之茂盛比喻君福祚之不可限量。

《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喻人之盛怒，以自然现象喻人情绪之变化，是通感之比。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对赋、比、兴概念的解释十分明确，但他将《诗经》每章表现手法都一一标出，其所言的类型和对诗的解释中，就显示了矛盾。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标：“兴也。”但他在具体解释此章时又说：“雎鸠，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烈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串讲全章时又云：“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合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则又成了“比”。[14]

再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卷耳》、《黍离》、《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14]

三、赋。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赋法，在《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14]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亦是。[14]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前人用赋、比、兴来概括《诗经》的表现手法，十分精到。但对《诗经》“赋”这种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在兴和赋、比的关系上也一直未能划分清楚。再就是将比、兴看作诗的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将《诗经》中的“比兴”和后代的“比兴”混同之故。其实，对《诗经》中赋法的研究，应是探讨《诗经》艺术手法的重要方面，这同古代文论史上探讨“比兴”概念的流变是两回事。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柏舟相关内容

《国风·邶风·柏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全诗直诉胸臆，径陈感受，风格质朴，其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善用比喻，而富于变化，另外其语言亦复凝重而委婉，激亢而幽抑，侃侃申诉，娓娓动听。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

作品原文

泛彼柏舟⑴，亦泛其流⑵。耿耿不寐⑶，如有隐忧⑷。微我无酒⑸，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⑹，不可以茹⑺。亦有兄弟，不可以据⑻。薄言往愬⑼，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⑽，不可选也⑾。

忧心悄悄⑿，愠于群小⒀。觏闵既多⒁，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⒂。

日居月诸⒃，胡迭而微⒄？心之忧矣，如匪澣衣⒅。静言思之，不能奋飞。[1]

词句注释

⑴泛：浮行，漂流，随水冲走。

⑵流：中流，水中间。

⑶耿耿：鲁诗作“炯炯”，指眼睛明亮；一说形容心中不安。

⑷隐忧：深忧。隐：痛

⑸微：非，不是。

⑹鉴：铜镜。

⑺茹（rú）：猜想。

⑻据：依靠。

⑼薄言：语助词。愬（sù）：同“诉”，告诉。

⑽棣棣（dài）：雍容娴雅貌；一说丰富盛多的样子。

⑾选：假借为“柬”。挑选,选择。

⑿悄悄：忧貌。

⒀愠（yùn）：恼怒，怨恨。

⒁觏（gòu）：同“遘”，遭逢。闵（mǐn）：痛，指患难。

⒂寤：交互。辟（pì）：通“擗”，捶胸。摽（biào）：捶，打。

⒃居、诸：语助词。

⒄迭：更动。微：指隐微无光。

⒅澣（huàn）：洗涤。

白话译文

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不是想喝没好酒，姑且散心去邀游。

我心并非青铜镜，不能一照都留影。也有长兄与小弟，不料兄弟难依凭。前去诉苦求安慰，竟遇发怒坏性情。

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

忧愁重重难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恶。碰到患难已很多，遭受欺负更无数。静下心来仔细想，抚心拍胸猛醒悟。

白昼有日夜有月，为何明暗相交迭？不尽忧愁在心中，好似脏衣未洗洁。静下心来仔细想，不能奋起高飞越。[3]

创作背景

此诗的作者和背景，历来争论颇多，迄今尚无定论。简略言之，汉代时不仅今古文有争议，而且今文三家也有不同意见。《鲁诗》主张此诗为“卫宣夫人”之作，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刘向《列女传·贞顺》），《韩诗》亦同《鲁诗》说（见宋王应麟《诗考》）。《毛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这是以此诗为男子不遇于君而作，为古今文家言。今文三家，《齐诗》之说，与《诗序》同。

自东汉郑玄笺《毛诗》以后，学者多信从《毛诗》说，及至南宋，朱熹大反《诗序》，作《诗序辩说》，又作《诗集传》，力主《柏舟》为妇人之诗，形成汉、宋学之争论。元、明以降，朱熹《诗集传》列为科举功名，影响颇大，学者又多信朱说，但持怀疑态度的亦复不少，明何楷、清陈启源、姚际恒、方玉润等皆有驳议，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今人之《诗经》选注本、译注本各有所本，或主男著，或主女作。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均以为男子作，而袁梅《诗经译注》、程俊英《诗经译注》又皆以为女子作。

这些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2]  [3]

整体赏析

从此诗的内容看，似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其抒情口气，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

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

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意思是说：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其意之坚值得同情乃至敬佩。

第四章诗对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从何而来的问题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

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对于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以及小人指什么人等问题争议也很大，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支持者比较多。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诗经甘棠相关内容

《国风·召南·甘棠》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以下是小编收集的相关内容，欢迎查看！

甘棠

蔽芾①甘棠，勿翦勿伐②，召伯所茇③。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④，召伯所憩⑤。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⑥，召伯所说⑦。

词句注释

①蔽芾（fèi费）：小貌。一说树木高大茂密的样子。甘棠：棠梨，杜梨，落叶乔木，果实圆而小，味涩可食。芾：盛貌；蔽：谓可蔽风日也。

②翦：同“剪”，伐，砍伐。

③召（shào邵）伯：即召公，姬姓，封于燕。茇（bá拔）：草舍，此处用为动词，居住。

④败：伐，毁坏。

⑤憩：休息。

⑥拜：拔也，一说屈、折。

⑦说（shuì税）：通“税”，休憩，止息。

白话译文

郁郁葱葱棠梨树，不剪不砍细养护，曾是召伯居住处。

郁郁葱葱棠梨树，不剪不毁细养护，曾是召伯休息处。

郁郁葱葱棠梨树，不剪不折细养护，曾是召伯停歇处。

创作背景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甘棠》就是一首表现了当时社会受人尊敬的官员的诗歌。

作品鉴赏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 ，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 ，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 ，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 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 ，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 ，伐倒是不行的 ，折断枝叶也不可 ，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 ，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 ，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 ，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 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甘棠》的主旨的表现和深化体现了中国的`诗含蓄的特点。《尚书 ·大传》卷三有言曰“爱人者 ，兼其屋上之乌” ，谓爱其人而推爱及与人有关的人和物。 《甘棠》里的“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 ，就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表现方式。 在《甘棠》这首诗里 ，树竟如此可爱 ，那与之有关的召公就更加可敬可爱了。但这并不是一种平常的爱屋及乌 ，而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在《甘棠》这首诗里 ，人们爱着召公曾经休息过的这棵甘棠，，而对那个仁民爱物的召公的爱就不待言说了 ，而召公的品质也在这实在的甘棠之爱里让人生出了无限的遐想 ，真可谓“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这就是以实写虚。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2]

名家点评

辕固《齐诗》： “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 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了与圣人齐。”又说，“为民爱力，不夺须臾，故召伯听断于甘棠之下，为妨农业之务也”[1]

顾广誉《学诗详说》说：“丕言爱其人，而言爱其所茇之树，则其感戴者益深；不言当时之爱，而言事后之爱，则怀其思者尤远。

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他诗炼字一层深一层 ，此诗一层轻一层 ，然以轻而愈见珍重耳。”

诗经小雅相关内容

《诗经·小雅》是《诗经》二雅之一，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

宴飨诗

《诗经·小雅》中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宴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其第一章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这样的欢聚宴饮，热闹祥和。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有益的治国方策。周代上层社会，很多场合都有宴饮，宴飨诗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中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

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宴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宴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宴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如《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禽兽：“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 产生于西周初期的宴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等，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大雅中的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如《民劳》、《荡》，旧说是召穆公谏厉王之诗，《板》旧说是凡伯刺厉王之诗，《桑柔》则是厉王时大夫芮良夫所作。在对执政大臣的讽刺中，作者深怀对社会现实和周王朝命运的忧虑，以诗向统治者进言，以期起到规谏箴戒的作用。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纣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指责厉王强横暴虐，聚敛剥削，高爵厚禄，滥用威权，政令无常；并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桀之亡国是殷纣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纣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怨刺诗

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没有大雅作者身份地位高，他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或受压抑的地位。因此，小雅中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是家父所作，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以致天下大乱，太师尹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而委之于姻亚，欺君罔民，无所忌惮，以致天怒人怨，祸乱迭起，民怨沸腾，而他却仍不鉴察和警戒。

诗歌的内容是专咎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其规讽所向，又在幽王。诗人是把太师尹之乱政与幽王之昏愦联系起来了。《正月》是失意官吏所作，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怨恨上天昏愤，对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熟视无睹，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王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雨无正》是侍御官所作，讽刺幽王昏愦，倒行逆施，群臣皆不尽职，但求保身。如第二、第四章写正值天灾人祸之际，三司、诸侯并不尽力王事，群臣百官亦皆畏罪不肯进谏，而自己辛勤王事，却受到谗毁。因此，诗人十分愤慨，深切悲叹。小雅中还有一些诗，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就是寺人孟子遭人谗毁后抒发愤懑之作。诗人愤怒地写道：“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由于遭受迫害，生活处境艰难，因此，在诗中感怀身世，诉说人间的不平，如《北山》是一位士子所作，抒发其被繁重差役压迫的不平和愤慨。第四、五、六章连用十二个“或”字起头的对比句，揭露大夫分配差役不均，以及士在当时的处境和地位。小雅中的这些诗，针砭时政与大雅有些诗相同，但更多的是将笔锋集中在奸臣佞幸者身上，言辞更为激烈，情绪也更为怨愤。

战争诗

《诗经·小雅》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瓒、秬鬯等，召虎乃作召公簋，铭记其事。《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七章写王师行进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用一连串的比喻，将王师的声威、气概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小雅·六月》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另外，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也是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诗经》中这类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所写的战争诗，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集中表现军威声势，如《小雅·采芑》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诗经》战争诗中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场的厮杀、格斗，是中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同的风格。

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如末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凄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采薇》还是对敌人痛恨之情和思乡自伤之情的矛盾体，《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 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艺术成就

《诗经·小雅》包括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如《王风·黍离》描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发爱国之情，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总而言之，《诗经··小雅》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

《诗经·小雅》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箴戒国君大臣，抨击政治弊端，讽刺背德违礼，斥责宵小谗佞，身处乱世的诗人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而其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背景介绍

《诗经·小雅》出自《诗经》。《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主要作品

四月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目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谷？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鱣匪鲔，潜逃于渊！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注释:

为仕者遭小人构祸，被逐南迁的抒愤诗。一说刺幽王在位贪残，下国构祸，怨乱并兴。

徂（音粗，二声）：往。胡宁忍予：何忍我遭此祸也。腓（音肥）：草木枯萎。瘼（音莫）：病；疾苦。

废：习惯。一说大。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江，汉，南国之大水，纪理众川，使不壅滞。有：通友，相亲。

鹑（音团）：通鷻。雕。桋（音夷）：木名。赤楝。

【赏析】

这首诗的题旨过去颇多争议，一直没有定论，今考察全诗，似是遭祸被逐之作。其人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有家不能归，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

全诗八章。前三章叙述自己自初夏被逐，历经秋冬，孤苦无告；第四章以比喻说明自己无过受害；第五章叹息自己前途可悲；第六章为自己忠而见逐不平；第七章恨自己无计逃祸；第八章自叙作诗的目的。

诗经·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赏析

这是一首描写戍卒出征还归的诗，是历来为人称颂的名篇。

全诗共六章。 前五章为第一大部分，是戍卒对昔日服役思归的回忆；第六章为第二大部分，写戍卒归家途中遇雪而心中悲哀的苦况。两部分互相映衬，互相生发。

根据《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以“采薇”起兴，按照朱熹《诗集传》的说法，也许是“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其日之远也。”故诗的前三章以薇菜的“作止”、“柔止”、“刚止”三种变化，从薇菜的“作”（初生）、“柔”（柔嫩）、“刚”（坚硬），表示时间的推移，重叠了三次“曰归曰归”，表明期待已久，归而未得，单调、烦燥、不满的心情溢于言表。下以“岁亦莫（暮）止”、“心亦忧止”、“岁亦阳止”三句相承接，把忧愁、还归和时光荏苒用复叠的方式连在一起，反复以“欲归不得——一年将尽——我心忧伤”渲染出一种怅恨哀怨的气氛。心忧而且岁暮，眼看着物候迁移，自己久戍未归，这种凄苦的心情是十分感人的。而这种感人的忧愁之情又通过“忧心烈烈”、“忧心孔疚”表现得无可遮拦。

时光白白流逝，一年又到了岁暮，思归未得，戍卒的心情本已十分凄苦，何况还“载饥载渴”，更进了一层。加上“我戍未定”，也“靡使归聘”，不仅军旅生活饱尝饥渴之苦，且驻防营地也不固定，当然也不能派人回去通个音讯，这更使人产生不定的心绪，无可依傍，也无可慰藉。心忧岁暮，征人望乡，但作者不由想到自己是“靡室靡家”。靡室靡家，不是说自己真的没有家室，而是说，虽然有家，但因自己久戍在外，骨肉分离，不能与家人团聚，因此，有家也等于没有家了。“王事靡盬”，战火未熄，不暇危坐安居，全是因“玁狁之故”。这里叠用了两次“玁狁之故”，不仅点明久戍不归、心忧如焚和载饥载渴的原因，且以决心抵御外侮的愤激语气，与前三章中岁暮望乡的忧愁之情取得某种平衡，并转入下章对军旅生活充满昂奋的回忆，振起全篇，请看以下两小节：

起句用常棣花起兴，以“彼尔维何”和“彼路斯何”两个设问句导入，以常棣花之绚烂美丽，喻我方高大的将帅之车，在形象、色彩上兼有与薇菜起兴对比之意。描写将帅戎车，诗人把镜头对准了最能体现军队精神面貌的战马。戎车既驾，车驾前的马是“四牡业业”，“四牡{马癸}{马癸}”“四牡翼翼”，以“业业”、“{马癸}{马癸}”、“翼翼”表现驷马之高大、威武、强盛和训练有素。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中可知，这些高大、威武、训练有素的战马不仅是军队精神面貌的反映，且是作战时将帅的凭依和士卒的掩护，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高头大马后面，是搀着强弓、手持利刃的士兵，“翼翼”四牡配上“象弭鱼服”，保持“岂不日戒”、“岂敢定居”高度警惕性的士兵，显示了“玁狁孔棘”情况下周朝反侵略战争的赫赫军威。因此，“一月三捷”既是当时作战情况的记录，也体现了战士的豪情和必胜的信心。战则捷，居则戒，与首章“玁狁之故”呼应。至此，全篇气势为之一振，诗人在凯歌般高昂的旋律中结束了自己的回忆。

末章写戍卒归途所见，以“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两种截然不同的季节特征，表现了今昔截然不同的悲喜感情。著一“昔”字，兼有概括、收束前五章回忆、开启下文的作用。而眼前景、口头语，不假修饰地淡淡道出，却又兴寄深微，自然天成。如方玉润《诗经原始[5]  》所说：“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情”。“末乃言归途景物并回忆来时风光，不禁黯然神伤，绝世文情，千古常新。”故东晋谢玄认为这四句是毛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佳句（见《世说新语·文学》），似不为过誉。

这首写边防戍卒服役思归的作品，将战事之频繁，戍卒之思归，军中生活之艰苦，抗击外侮的决心交织在一起，在爱国与眷恋家室，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与忧生嗟时的矛盾情绪冲突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战争生活和人民的战争心理，表现了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特别是末章情景交融，化景语为情语的写作方法，成了后世写作边塞战争诗努力追攀效法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