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描写红烧肉的句子汇编100条资料简介_苏轼描写红烧肉的句子汇编100条经典语录_苏轼描写红烧肉的句子汇编100条名言摘抄

苏轼描写红烧肉的句子 苏轼：东坡肉 导语：苏轼宋代非常出名的美食家，其中，一道美食因为苏轼的缘故得以名扬天下，那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名菜东坡肉啦!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

苏轼：东坡肉

导语：苏轼宋代非常出名的美食家，其中，一道美食因为苏轼的缘故得以名扬天下，那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名菜东坡肉啦!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不但对诗文、书法造诣很深，而且堪称我国古代美食家，对烹调菜肴亦很有研究，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追本穷源，苏轼的这种红烧肉最早在徐州的创制，在黄州时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杭州时闻名全国。关于东坡肉名字的由来有很多传说，其中一种传说：

相传苏东坡在徐州、黄州、杭州三个地方做过“东坡肉”。在任徐州知州时带领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百姓纷纷杀猪宰羊上府慰劳，东坡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烧制红烧肉回赠予老百姓。大家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被谪贬到黄州，见黄州市面猪肉价贱，而人们不大吃它，便亲自烹调猪肉。有一次他食得兴起，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名曰《食猪肉诗》，诗中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诗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开始争相仿制，并把这道菜戏称为“东坡肉”。苏东坡二任杭州知州时，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葑草湮没大半的西湖重新恢复昔日美景，杭州的老百姓非常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醇香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赞赏称奇，于是“东坡肉”的美名更传遍了全国。

知识扩展：苏轼除发明东坡肉还发明过东坡羹

毫无疑问，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美食家。因为他发明过一味至今广受欢迎的佳肴：东坡肉。除了猪肉，苏轼喜欢过的菜肴材料还有各种鱼(包括黄鱼、鎦鱼、鲈鱼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河豚。他在《惠崇春江晚景二首》诗中曾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从中可见美食家苏轼的勇气。

苏轼晚年兴趣转向素食，主要食用蔬菜、水果。在广东海南期间，他遍尝南国各种水果，杨梅、芦柑、荔枝、龙眼、橄榄、槟榔，他没有一样不喜欢

此外，苏轼晚年还曾着意于汤菜(羹)的研制。他先后发明过几款羹，其中一款的材料是春笋、齑粉(姜、蒜、韭菜的碎末儿)、荠菜。有诗为证：“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齑倒旧罂。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雨》)。”另一款是苏轼在田野间制作的，架一口断了腿的破鼎，主要材料是蔓菁和芦菔(萝卜)。这款羹大概有不错的保健作用，东坡先生挺得意，自号“珍烹”，而且以“东坡羹”三字命名(《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更有一款金牌东坡羹，名字叫“东坡玉糁羹”——其实是苏轼的儿子苏过发明的。“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味道实在是太好了。具体制法苏东坡就秘而不宣，只告诉我们主要材料是山芋。

海棠 苏轼

《海棠》是著名的宋代诗人苏轼的佳作，全诗语言浅近而情意深永，表达诗人乐观的人生态度。

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译文

袅袅的东风吹动了淡淡的云彩，露出了月亮，月光也是淡淡的。花朵的香气融在朦胧的雾里，而月亮已经移过了院中的回廊。

由于只是害怕在这深夜时分，花儿就会睡去，因此燃着高高的蜡烛，不肯错过欣赏这海棠盛开的时机。

注释

⑴东风：春风。袅袅：微风轻轻吹拂的样子。一作“渺渺”。泛：摇动。崇光：高贵华美的光泽，指正在增长的春光。

⑵空蒙：一作“霏霏”。

⑶夜深花睡去：暗引唐玄宗赞杨贵妃“海棠睡未足耳”的典故。史载，昔明皇召贵妃同宴，而妃宿酒未醒，帝曰：“海棠睡未足也。”

⑷故：于是。红妆：用美女比海棠。故烧高烛照红妆：一作“高烧银烛照红妆”。

赏析

此诗开头两句，并不拘限于正面描写。首句“东风袅袅”形容春风的吹拂之态，化用了《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之句。着一“泛”字，活写出春意的暖融，这为海棠的盛开造势。次句侧写海棠，“香雾空蒙”写海棠阵阵幽香在氤氲的雾气中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月转廊”，月亮已转过回廊那边去了，照不到这海棠花;暗示夜已深，人无寐，从中还可读出一层隐喻：处江湖之僻远，不遇君王恩宠。这两句把读者带入一个空濛迷幻的境界，十分艳丽，然而略显幽寂。

后两句，作者由花及人，生发奇想，深切巧妙地表达了爱花惜花之情。“只恐夜深花睡去”，这一句写得痴绝，是全诗的关键句。此句转折一笔，写赏花者的心态。当月华再也照不到海棠的芳容时，诗人顿生满心怜意：海棠如此芳华灿烂，不忍心让她独自栖身于昏昧幽暗之中。一个“恐”写出了作者不堪孤独寂寞的煎熬而生出的担忧、惊怯之情，也暗藏了作者欲与花共度良宵的执著。一个“只”字极化了爱花人的痴情，此刻他满心里只有这花儿璀璨的笑靥，其余的种种不快都可暂且一笔勾销了：这是一种“忘我”、“无我”的超然境界。

末句更进一层，将爱花的'感情提升到一个极点。“故”照应上文的“只恐”二字，含有特意而为的意思，表现了诗人对海棠的情有独钟。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记载：唐明皇登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使待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明皇笑日：“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此句运用唐玄宗以杨贵妃醉貌为“海棠睡未足”的典故，转而以花喻人，点化入咏，浑然无迹。

“烧高烛”遥承上文的“月转廊”，这是一处精彩的对比，月光似乎也太嫉妒于这怒放的海棠的明艳了，那般刻薄寡恩，竟然不肯给她一方展现姿色的舞台。于是作者用高烧的红烛，为她驱除这长夜的黑暗。此处隐约可见诗人的侠义与厚道。“照红妆”呼应前句的“花睡去”三字，极写海棠的娇艳妩媚。“烧”“照”两字表面上都写作者对花的喜爱与呵护，其实也不禁流露出些许贬居生活的郁郁寡欢。他想在“玩物”(赏花)中获得对痛苦的超脱，哪怕这只是片刻的超脱也好。虽然花儿盛开了，就向衰败迈进了一步，尽管高蹈的精神之花毕竟远离了现实的土壤，但他想过这种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的生活的积极心态，没有谁可以阻挠。

苏轼的简介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呢?关于其生平有哪些事呢?以下是小编分享的苏轼的简介，欢迎大家阅读!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祐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祐，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祐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解读苏轼的性格

摘 要：碰不喜欢的人和事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的耿介直率性格成就了苏轼的人格之“真”，更是其富有永恒文化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也正是这种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云波诡谲的复杂政坛，不仅不能适当的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反而因树敌过多终招祸患。本文在高度肯定、赞扬苏轼人格的前提下，对其耿介直率的性格进行相应的解读，试图阐释其性格与他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仕途异常艰难的内在关联。

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是他在饱经半世沧桑苦患、辗转漂泊、忧愤惆怅、九死一生，归回到金山所作。诗中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中可以看出苏子很强的自嘲意味，却也恰如其分地写出了贬谪的政治失意生活给苏轼一生带来的巨大创伤和深重苦难。他一直在北宋激烈的党争漩涡中挣扎，徘徊于无限风光和极度的无奈中，起起伏伏；游离于“隐”与“仕”的边缘，患得患失；最后在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终难逃中国古代文人“道大难容、才高所累”“腹背受敌、一生凡九迁”的宿命。究其原因，既有北宋王朝政治制度本身“先天营养不足、后天畸形发展”，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制定“先本而后末，安内必先攘外”的基本国策导致党派斗争异常激烈和由党派斗争引起的“党同伐异”“喜同恶异”等诸多客观原因之外，还与苏轼因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总是让自己置身于“众矢之的”“不合时宜”的危险境地有着密切的关联。苏轼耿介直率的性格就是“不伪、不饰”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让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苏轼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待人接物、诗文创作，乃至风波险恶的仕途都追求“真我”的最高境界。在苏轼身上，“真我”的显著体现就是“说真言”和由“说真言”所致的“不慎言”。对此，他深有体会，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密州■厅题名记》中说：“余生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腹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又如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其于大，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处。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苏轼的“真我”主要体现为“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的政见抒发。

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羞辱，然而惨痛的政治打击并没有让他丧失对生活的热情，相反，他用自己强大的心灵力量，走出了政治的阴霾，完成了心灵的超越。他努力用理性去释散内心的痛苦，用超然旷达去平息心中的种种不平。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狭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①虽然政治的伤痛不免让他有如惊弓之鸟，逐渐地由锋芒毕露的积极出仕转向佛老心态的谦退之道。但是从林语堂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苏轼，活得是那么的痛快自在。渡尽劫波的苏轼已对政治斗争的戕害心有余悸，不想再涉足中央权力的中心，能够在地方完成自我的一番逍遥云游、为百姓多做一些实事才是他的心中所愿。但是命运弄人，宋神宗驾崩之后，其母宣仁太后当政，即诏司马光回朝，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北宋王朝的政治进入“元■更化”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苏轼急剧得势，走向了他政治生命的巅峰，由代罪之身的犯臣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宠儿。仅仅在他到达京都的八个月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官级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离担任宰相仅有一步之遥。极尽荣耀的苏轼本以为自己可以大施才华、治国安邦、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大事。只是，谁也不曾料想，这一次的飞黄腾达似乎是为了下一次跌得更重。厄运披着幸福的伪衣，带着不怀好意的幽默，伸出手，无情地将苏轼再次推向了政治的黑暗无底深渊。这一次，他被贬惠州，是距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十一个年头。自此之后，苏轼的政治生命近乎消磨殆尽、再无起色，与他晚年相依为命的是流放岭南后的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克死回常州途中的悲壮与凄凉。

可以这样说，被贬惠州是苏轼政治生命陨灭的开始。寻根溯源，正如上文所述，纷繁复杂的政局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而其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是终招致祸患的内因，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政见的抒发上，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而经历史证明，这种不分时宜的戏谑怒骂不仅让苏轼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党派之间的争斗，相反，因一句不假思索的“戏谑”被推向了政治的“风口浪尖处”，于潜移默化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殊不知，在复杂险恶的政坛，“不慎言”往往就是断送自身政治前途的催命符。

元■初年，司马光当政，由于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的反变法派在击逐变法派的同时，内部因政见不和、权力之间不能达到很好地制约平衡等诸多因素，掀起了一场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朔三党之争”。在“洛蜀朔三党争斗”中，以“洛蜀”两党之争最为突出、显著。而“洛蜀”两党之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苏轼、程颐两人交恶、失欢在前。而两人之所以结怨、内心种下仇恨的种子，起因于哲宗元年，司马光去世，苏轼因程颐泥于古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公然讥笑、嘲讽程颐，让程颐在百官面前颜面无存。对于此段史实，彭百川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中云：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日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

又如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特辟《洛蜀党议》一章，详尽记载此事：

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卒先，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曰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歇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司马光去世后，围绕“敬与不敬”的问题，古板守旧、泥古拘方的程颐遭到了苏轼严厉的戏谑与不屑。一句“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极为精当，堪称妙语的评价可谓于诙谐幽默的谈笑间，将程颐的缺点表达得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苏轼的一句戏言，直接引发了众百官的哄堂大笑，程颐的面目难堪、无地自容。苏轼作为一名天才级的大诗人与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势必与守旧泥古、惟恭惟敬、迂执琐屑的理学家程颐具有一种迥然不同的人格气质、政治见解和人生态度。苏轼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对程颐不留余地地抨击与挖苦，完全符合他耿介直率的性格。而这种让苏轼本人拍手称叫、大快人心的情感抒对于程颐来讲，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奇耻大辱，他对苏轼的恨是必然的，与此同时，以程颐为首的蜀党更是对苏轼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必须拔除、杀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这就不难理解，由最初的苏、程二人愤懑不释、宿怨难解直接导致的“苏轼策题之谤”，并以此为导火索诱发的愈演愈烈的“洛蜀党争”了。可以说，“洛蜀党争”对于苏轼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苏轼自“乌台诗案”后又为政治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他耿介直率的性格，刻意挑衅程颐在前，身陷政治斗争当中，在没有给政敌程颐留有一丝喘息余地的同时，也没有给自己留有丝毫退路，他已自断后路，不能再全身而退。自“策题之谤”后，苏轼已然惹祸上身，并且殃及身边的门人，深感力不从心的苏轼调离京师，又一次前往杭州。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原离京师并没有让他自此远离政治的浓烟炮火，元■九年，苏轼的政治守护神宣仁太后逝世，在政敌全力的排挤与打压之下，苏轼即获外放。先被从杭州调为定州太守，然后被贬惠州，最后流放岭南，谪居儋州。

试想，如果苏轼能在第二次重返朝廷之时，学会隐忍，适当地收敛自身因耿介直率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张扬外露、嫉恶如仇、敢说敢骂……是不是就会有另一番柳暗花明的政治局面？即使没有他的.一句戏谑也终不能阻止洛蜀二党的争斗和厮杀，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明哲保身的苏轼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不受党争的波及，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其位谋其政治，造福社稷；或者他可以在羽翼尚未丰满、不足以完胜政敌的情况下，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以备在时机成熟之时绝地反抗，给予政敌以致命的一击；又或者，他可以选择相对含蓄的言语进行内心的阐释，相对弱化的语言可能不会让程颐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进而对苏轼的怨恨也不会如此之大，之后苏轼遭到的政敌打击也或许就不会那么大……但是耿介直率的苏轼偏偏不会为求自保，咽下要说的“真言”。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不忍，乱大谋”，“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他的“虽万千人吾往矣”让自己活得潇洒坦荡，却也自此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壁垒，进无门，退亦无路。由此，我们联想到苏轼曾在《贾谊论》中别具慧眼地写道：“夫才之难所以自用者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苏轼意在从主观内因去探析贾谊的“不遇”已是一个全新的思维与角

度。沿着苏子匠心独运般的巧妙构思，从探求自身内因的维度出发，解析苏轼自身的“不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因“洛蜀党争”被贬惠州不仅仅是“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等纷繁错杂的外因促使，更是自身性格让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不能很好地规避性格中的弱点，进而让万丈雄才为“不慎言”所累、难以有施展平台的内因所致。

诚然，苏轼耿介直率的性格让他在血雨腥风的政坛吃尽了苦头，撞得头破血流，或直接或间接地演示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但若是他真的如上文所述能够很好地规避自身性格的弱点，学会适当的“合时宜”“明哲保身”“趋利避害”“隐忍收敛”……恐怕也就不是那个魅力无限、追求彰显“真我”的苏轼了！正如《宋史苏轼传》最后一句精彩的论赞所言：“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是的，“不易其所为”，才是真正的万古风流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