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超然《文艺沉思录》

    现在来品味《文艺沉思录》这本集子的味道，并掂量它的分量，是有意思的。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绝大多数文章，当其在报刊上发表之时，都是些不趋时之作。当时中国文坛上轰轰然滚动着诸种披金挂彩的时髦声响，梁超然先生的这些文章则属于另一种声音。1987年和1988年两年期间，梁先生就曾顶着舆论大潮起劲地“敲边鼓”。先是写《鲁迅、柏杨异同论》、《再论鲁迅与柏杨》，对当时极为走红的《丑陋的中国人》和大陆版“编后记”提出批评，给大骂祖宗的“疯狂比赛”泼了一盆该泼的凉水。接着就是对被超高温的宣传着的《河疡 ))，一口气写了4篇短文，历数其谬误。梁先生就这样一路写来，对诸如“性文学”，“玩文学”、“文艺商品化”，“人体热”、“崇洋媚外”、“洋压力”、“娱乐片主体论”等等，都用他那鞭辟入里，泼辣流畅的短文，直言不讳地说出与当时的时髦观点相左、相悖的话语。

    这就是梁先生的不趋时。不趋时的另一而该是追赶时髦。与不趋时相比较，追赶时髦好像容易许多，只要跟上时尚行就行，就是后来被证明是跟错了，也是人多势众，谁也不能怎么样。而不趋时却还能做到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则绝对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这里极需要才识。当有人声称柏杨“继承了鲁迅先生‘意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说柏杨的崇洋“也就是对鲁迅‘拿来主义’的发挥”时，梁先生便凭

    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稳和刘‘鲁迅伟大人格精神的精深把握，驾轻就熟般写了《鲁迅、柏杨异同论》等，文章流畅质朴，为立论服务的材料左右逢源，足以使持异议的人们膛目结舌。在这里，作者的才识，就这样自然地转换成为文章的力量。《河殇》正走红时，梁先生的第一篇谈《河殇》的文章就是评《河殇》的“大胆”，有力地揭露了这部被当时的评论界吹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学术文化片的反学术、反文化的“硬伤”。比如，《河殇》说：“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梁先生便问：气“黄帝、炎帝以前或者在编撰者的眼中属于不可信的传说时代，：编撰者们可以从略不计。那么，是谁派大禹治水的呢?禹的父亲鲸又是在禹之前还是禹之后呢?禹之前算不算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要是不算，为什么《河殇》的编撰者又大谈什么黄帝、炎帝的大战?”如此种种，梁先生顺着《河殇》的“妄说”，毫不费劲地发现了的“情绪”是“如当今的一些幼稚青年问父母：‘我们爷爷为什么不给我们留下金条、外汇，一般地埋怨中华民族多次失去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河殇》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