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母语

    放学回家，我对外婆说:“我们六年班五十六位同学，只有八位申请到中文学校读书，因为提到中文，大家就好像见到猛虎野兽，更不要提文言文了。”
    “马来西亚的孩子也够可怜的，同时要学中、英、巫三种语文，还有数学、科学、地理、历史等，的确很难掌握。”外婆感慨地说:“可我的孙儿们，中文一定要懂。”
    “但是，外婆，我才三年级，那么多功课，又要补习，连玩的时间都没有。”弟弟抗议道。
   “唉!在印尼，我童年时代，想学中文、想拥有中文书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那时有两位从南京来的老师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们带来了许多中文书，在学校办了一间图书馆。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图书馆管理员。我常常把心爱的读物在第一时间内，借回家或是在那儿自修。我的父母亲是印尼的华侨，但他们只能说，不能阅读和书写，只好道听途说。父亲尤其遗憾，他勉励他的六个儿女们一定要学习中文。”“不久大战爆发，教师赶回中国，我们也忙着逃难。那三年七个月动荡的日子，我们都没有上学。”
    “哗，真棒!三年多不必读书，那你们做什么呢?”弟弟兴奋地问。“大人种蕃薯、木薯、打山猪、打野兔;小孩到河里游泳、钓鱼，外婆小时候比较内向，不爱玩，那段日子，我除了读字典，还读了很多书。我的中文就在那时扎根的。”
    “大战结束以后，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当同龄女伴都在忙着待嫁或制作点心做买卖时，我却在学校当了教中文的小老师。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四十年代，我很感激父亲赐给我上学的机会。”外婆感恩地说。
    “中文陪我度过童年、中年，现在我可以阅读各种中文书报来快乐地度过晚年，我是感到蛮庆幸的。”
    原来四十年代的人要学中文是这么不容易，到六十至七十年代，妈妈求学时期，马来西亚华人子弟，都可以学习中文。可惜除了课本，课外文学书籍很少，中文电影却很盛行。
    妈妈从小便是个戏迷。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刘三姐等卡带都是我的摇篮曲。八十年代，妈妈对中文痴心爱慕，到处搜罗文学书籍、中西童话故事，最近还收集了经典光碟。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就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深深地爱上中文。当我们一块儿观赏这些经典作品时，也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欢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