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里治国的句子汇聚100句

平天下先治国诗歌赏析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

之所队说平定天下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尊重自己的兄长;在上位的人体恤救济孤儿，老百姓也会同样跟着去做。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已及人的“絜矩之道”。

如果厌恶上司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司;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说：“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诗经》说：“巍峨的南山啊，岩石耸立。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你。”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稍有偏颇，就会被天下人推翻。《诗经》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请用殷朝作个鉴戒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说，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有德行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给使用，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却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所以，君王聚财敛货，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

《康浩》说：“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说，行善便会得到天命，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善当作宝。”舅犯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仁爱当作宝。”

《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老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而是打心眼里赞赏。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啊!相反，如果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无论如何容忍不得。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同住在国中。这说明，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做国君的人有正确的途径：忠诚信义，便会获得一切;骄奢放纵，便会失去一切。

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ren）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注释】

(1)老老：尊敬老人。前一个“老”字作动词，意思是把老人当作者人看待。

(2)长长：尊重长辈。前一个“长”字作动词，意思是把长辈当作长辈看待。

(3)恤：体恤，周济。孤，孤儿，古时候专指幼年丧失父亲的人。

(4)倍：通“背”，背弃。

(5)絜(xie)矩之道：儒家伦理思想之一，指一言一行要有示范作用。絜，量度。矩，画直角或方形用的尺子，引申为法度，规则。

(6)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引自《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le)，快乐，喜悦。只，语助词，

(7)“节彼南山……”：引自《诗经·小雅·节南山》。节，高大。岩岩，险峻的样子。师尹，太师尹氏，太师是周代的三公之一。尔，你。瞻，瞻仰，仰望。

(8)僇(lu)：通“戮”，杀戮。

(9)“殷之未丧师……”：引自《诗经，大雅·文王》。师，民众。配，符合。仪，宜。监，鉴戒。，峻，大。不易，指不容易保有。

(10)此：乃，才。

(11)争民施夺：争民，与民争利。施夺，施行劫夺。

(12)悖：逆。

(13)“《楚书》”句：《楚书》，楚昭王时史书。楚昭王派王孙圉(yu)出使晋国。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珍宝美玉现在怎么样了。王孙圉答道：楚国从来没有把美玉当作珍宝，只是把善人如观射父(人名)这样的大臣看作珍宝。事见《国语·楚语》。汉代刘向的《新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14)“舅犯”句：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流亡的人，指重耳。晋僖公四年十二月，晋献公因受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重耳避难逃亡在外在狄国时，晋献公逝世。秦穆公派人劝重耳归国掌政。重耳将此事告子犯，子犯以为不可，对重耳说了这几句话。事见《礼记·檀弓下》。

(15)《秦誓》：《尚书·周书》中的一篇。

(16)断断：真诚的样子。

(17)休休：宽宏大量。

(18)有容：能够容人。

(19)彦圣：指德才兼备。彦，美。圣，明。

(20)不啻(chi)：不但。

(21)媢(mao)疾：妒嫉。

(22)违，阻抑。

(23)俾：使。

(24)放流：流放。

(25)迸，即“屏”，驱逐。四夷，四方之夷。夷指古代东方的.部族。

(26)中国，全国中心地区。与现代意义的“中国”一同意义不一样。

(27)命：东汉郑玄认为应该是“慢”字之误。慢即轻慢。

(28)拂：逆，违背。

(29)逮：及、到。夫(fu)：助词。

(30)骄泰：骄横放纵。

(31)发身：修身。发，发达，发起，

(32)府库：国家收藏财物的地方。

(33)孟献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蔑。

(34)畜，养。乘(Sheng)：指用四匹马拉的车。畜马乘是士人初作大夫官的待遇。

(35)察，关注。

(36)伐冰之家：指丧祭时能用冰保存遗体的人家。是卿大夫类大官的待遇。

(37)百乘之家，拥有一百辆车的人家，指有封地的诸侯王。

(39)聚敛之臣：搜刮钱财的家臣。聚，聚集。敛，征收。④长(zbong)国家：成为国家之长，指君王。

(40)无如之何：没有办法。

【读解】

这是《大学》的最后一章，具有结尾的性质。全章在阐释“平天下在治其国”的主题下，具体展开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君子有絜矩之道。二、民心的重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三、德行的重要：德本财未。四、用人的问题：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五、利与义的问题：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所谓絜矩之道，是与前一章所强调的“恕道”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恕道”重点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己方面，那么，“絜矩之道”则是重在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方面。如孔子对季康子说：“当政者的德行好比是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只要风吹草上，草必然随风倒伏。”(《论语·颜渊》)世道人心，上行下效。关键是看你说什么，提倡什么，做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

关于民心的重要性，已经是古往今来都勿庸置疑的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过，道理虽然是勿庸置疑的，但纵现历史，却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才会有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改姓，当政者“为天下僇”。

德行是儒学反复记述、强调的中心问题之一。把德与财对举起来进行比较，提出“德本财未”的思想，尽管从儒学的全部治国方略来看，也有“先富后教”(《论语·子路》)、“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膝文公上》)等强调经济基础的思想，但总的说来，重精神而轻物质，崇德而抑财的倾向仍是非常突出的。

正因为“德本财末”，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同样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对于这一点，《大学》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相反，即使你非常有才能，但如果你嫉贤妒能，容不得人，也是危害无穷，不能任用的。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

与“德本财末”密切相关的另一对范畴便是“利”与“义”的问题。

为了阐迷“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学》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的看法，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是一段很富于经济学色彩的论述，浅显易懂而勿庸置疑。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下面的两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就像著名的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解散农奴，实行自身禁欲，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等。都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所以，还是“以财发身”，超脱一点好。

总起来说，这一章收束《大学》全篇，内容丰富，包含了儒学的不少重要思想。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思想在《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还有反复的论述和展开。

先我而去诗歌

我只是说累了

你却心不在焉地看着那座老式座钟

摆针一来一去，一去一来，依然那么有条不紊

在单调的咔嚓声里，已淡去了故事情节的那份浓

其实我喜欢快乐融在淙淙溪流

双影并看——落红在旋涡中漂转的行踪

清寂，又从晨曦的曙光中漫溢

阳光，扯过迷雾遮起早起的惺忪

像麦收后的田野，到处扎扎蓬蓬

这时你的口气有了松动

回去吧，我们都只是一叶浮萍

白云的羽翼永远无法把山的葱茏紧拥

城市的筋骨禁锢了心的脉冲

喘着、咳着，毛票子一张张递进养命筒

不用说，你也知道的

我喜欢野花遍地的田埂，那有蝴蝶暗送的香风

你忘在埂边的帽子，让我猜测你的思绪在何处朦胧

我知道，你想到海上见识一下，波涛是怎样的汹涌

在那里，你肯定也会醉倒在另一道靓丽的风景

其实，乡下的泥土才是真正的泥土

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百年后唯一的'花冢

夜来了，整座城池泛起点点灯光

你的星星，已撒向幸福的皇宫

就像有情人枕着厚厚地信封，念着，恋着，梦着

我是幸运的代言人，将来会给后来人讲诉

你是如何的叶绿枫红，你是如何的情意满盅

若是，若是老天能降一场大雪

我定做一股旋风，拽着雪花

做一件裹起山峦婀娜腰肢的披风

在爱的孕育下，挺起神秘的肚子

到那个时候，你就回来吧

只要你回来，我就还你一个明媚的春天

让你看到草儿青葱，让你看到泉水叮咚

醉眸的湖泊，尽是爱的从容

未语心先伤诗歌

未语，心先伤.....

光阴易老

是否

依昔残存着一叶扁舟

载着沽酒，带着诗行

任心情放逐

繁华落尽

是否

依旧燃烧着一缕阳光

照耀着忧伤

红尘之中

可否

依旧停留着一抹暗香

眷恋着过往

君不见

梨花似飞雪

风过花残，香谁恋

已花残

君不见

泪湿枕巾

夜夜难眠 不见即不散

君不见

相思成海

残篇可堆山

君不见

把酒言欢

怎可知内心，酸甜

夜幕阑珊

那段风花雪月的倾城

化做悲寂的苦酒

彷徨的等待着黎明前的.昏暗

浅赋一曲离殇

轻叹，些许愁肠

爱别离

未语心先伤

载不动千年的梦

相守无望

独，饮一杯苦情酒

少年漫游

说罢心事、饮完苦酒

还愁

《周易》经纶治国论

《周易》的阴阳变化理论，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政治，过去曾有人称《易》学为经世之学，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六十四卦的模式，乾坤为天地之始，继乾坤之后的屯卦则为创世之始。

天道与人心相应，君位系于下民

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成为统一的大帝国，治理大国诚为不易。如何使之井井有条，不仅需要有—套典章制度，更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治国方略。《周易》的阴阳变化学说，从哲学的高度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因此， 《尚书·周官》曾将其概括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即按照客观规律去经营治理国家，要不断调和理顺阴阳关系。阴阳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大而范围天地，小而寓于一物，治理国家亦必顺应其理。所以《汉书·艺文志》称《周易》是“王教之典籍”。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也说： “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也。”都肯定这部书有治理天下之大法和王天下之大道，这个大法和大道又是与天地和人伦融为一体的。

《周易》作为古代哲学，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天人相通。世界的整体性是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上，即阴阳变化支配着万物的运动变化，贯穿于天地人而无所不在。因此天人合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息息相关，而且天道往往决定或影响着人道。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 《周易》论述经纶治国，首先提出“效天”和“顺天”。《系辞传》说：“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

《观·彖传》又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即阴阳变化之道。 “设教”，即设置政教，包括一切政策法令和种种教化措施，也就是经纶治国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这些东西的制定，都必须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那末天道的阴阳变化规律又有什么特点呢?《豫·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武。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天道阴阳规律的变化，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既不过越又无错差，总是顺其自然而发展，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 “效天”，就要效法天道变化之和谐有序无过差， “顺天”，就要顺应天道规律永恒发展之自然。以此来治理国家，民服而无需用严刑苛法。

《周易》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过程，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它不懂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有其特殊的规律，然而却看到了社会的矛盾要比自然界复杂得多，并不完全象日月四时那样和谐有序自然而发展。它所说的“效天”与“顺天”，实质是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中受到启示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持与天道相协调。我们说，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对立。《周易》虽然不是用这个视角去认识社会，但却看到了等级制度的尊卑之序把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与天道相协调，就是要使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达到和谐与统一，这也就是“燮理阴阳”的根本问题。按照《易》卦的模式，乾为阳，为君，坤为阴、为民。 《系辞传》又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乾坤阴阳所反映的君民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坤·文言传》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由辨之不平辨也。” 《易》曰：坤阴所代表的下民，是要卑顺以承奉乾阳之君，然而从阴阳变化规律说，对立的两个方面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易位。因而坤阴的卑顺也有一个积小而成大，渐进而至极，最终将发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下犯上，顺反逆。所以这段话于“坤道其顺乎”之下，接着就讲“积”、 “渐”、 “辨”，最后以“盖言顺”作结语。就是要告诉统治者，下民的卑顺并不是绝对的，君王的位置也不是永恒的，关键是“积善”还是“积不善”，对此要有所辨察。

从这一基点出发， 《周易》论经纶治国则把人道的阶级关系和谐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加以追求。阶级关系和谐统一则天地交而志同称作泰，社会发展就呈现出一种有序化的过程，人道与天道相应。阶级关系失和，下民被逼得挺而走险，天下就要大乱，社会就失去了稳定而否塞不通，人道与天道就不相应。在中国历史上，殷纣王无道失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周易》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总结，体现在明夷卦中。明夷的六爻，以上六代表昏暗的国君，在下五个爻位的臣民尽为其所伤。结果如何呢?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 “初登于天”， 照四国也。 “后入于地”， 失则也。

“初登于天”，指殷纣王初登王位承大统，也曾以君德照四方。 “后入于地”，指纣王后来昏庸残暴丧尽民心，终于被推翻。 “失则”二字，则为法则，也就是阴阳变化规律。总结纣王失国的教训，就因为他违背阴阳和谐经纶治国的基本规律。

殷纣王无道失国，周武王继之而立，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周易》给予充分肯定。《革·彖传》说：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 大矣哉!

由于天地四时的不断变革，从而才使万物新陈代谢生生而不穷，说明没有变革就没有自然界的永恒发展。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商汤赶走夏桀，殷纣王无道周武王取而代之，这就叫革命。没有革命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所以这种革命既顺乎天道规律之自然，又迎合了人心之所向，是革而当革，无任何过错。于是《彖传》又说： “革而当，其悔乃亡”。并赞叹说：革卦的意义，真是伟大啊!这里边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天道规律究竟用什么去衡量?要用民心去衡量。一个君王的政教合不合于天道，一个王朝的存在与否，决定性的因素是民心之向背， 《周易》将其概括为“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一来，所谓人道要与天道相协调，天人相合，并不是—句空话。因此说，革卦“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句话，它明确的告诉了封建统治者，民为立国之本，社会的治乱兴衰以及君位的存亡，均系于下民。这个道理，在《观》卦里就说得更加清楚了。

观，在十二消息卦里为阴长阳消之卦。阳为大，阴为小，阳为君，阴为民。阴长至四位，阳退守五位，上下对峙而互相观视。五，又为君位，四阴进逼，形势甚危。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 “观我生”，观民也。

阴长至第四爻位，阳消已过半。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得位又得中，是有中正之德的君王。所以《彖传》说：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是说九五这个大君在上位还是很可观的，他以中正之德观示于天下，使在下的臣民能巽顺而为进退。也正因为九五之大君有中正之德，才晓得观察自我的生存与否，则观民心之向背。在下的群阴不进逼，自己就能生存下去，在下群阴一进逼，自己失去生机。故言“‘观我生’，观民也。”民心之向背，决定于君道正不正。由于九五君道中正， 《彖传》称“下观而化”。下民既被其感化，当然也就消除了进逼之意，从而使九五之大君得以继续生存。

这一事实说明，天道是可畏的，民心是可惧的，天道虽高远，观于民心即可求。所以，用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来经纶治国，从天人相合的整体和谐观念来处理阶级关系。说到底，就是要以天道之自然和谐来反馈人道，认清人心与天道相应，君位系于下民。因此中国有句名言，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阴阳哲理所得出的必然。

理财正辞，民为立国之本

《周易·系辞传下》在第一章里，就提出了“贞胜”说，认为吉与凶所代表的阴阳对立面总是在互相争胜负。斗争的结果经常是一个方面居于正位而显现着，另一个方面居于偏位而隐伏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同时都发挥支配作用，这就叫“贞胜”和“贞夫一”。在论证了这一哲理思想之后，接着就联系到国家的经纶治理而讲了一段话。它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氏为非曰义。

从天地的自然规律说，由于阴阳争胜负而不断的互相转化，才使日月四时运行而万物生生不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由于上下尊卑互相斗争的推动，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才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在这种不断变换的情况下，圣人认为大可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政权。也就是说，谁得了政权谁就居于正位而显现于人，谁丢掉政权谁就转向隐伏。如何能够守住政权而长久居正位，就在于得众望之所归。何以得众望之所归，就在于有财物以生息万民。因此， “理财正辞”，是最重要的。 “理财”，即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税收法度必须适中合理。 “正辞”，即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这两项事做好了，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自然遵守法令，一切都安排得很适宜，就叫作义。这样社会就能安定，可以保证政权的“贞夫一”。

《系辞传》的这段文字，从阴阳争胜负的不断变化中提出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政权建设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管理措施以争得民心，从而稳定大局以巩固现存的秩序。这就是说， “理财正辞”不可贪得无厌而失掉民心，经纶治国应该轻徭薄赋，确立以民为立国之本。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 《彖》、 《象》通过解六十四卦提出了一系列对下民应采取的具体政策。首先，是关于容民畜民的问题。

《师·象传》说：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师，下坎上坤。坎为水，坤为地，卦象是水积蓄于地中。师卦为言兴师动众去出征。就兴师动众出征说，民为兵之本，只有平时容民畜民如大地

之蓄水，战时才会兵多将广用之而不竭。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军来自于民，有民才能有军，有军才能使政权巩固。这一事实说明，推行容民畜民的政策，对稳定封建国家政权将起着直接的作用。接着，在临卦又提出了保民的问题。

《临·象传》说：

泽上有水， 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临，下兑上坤。兑为泽，坤为地，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

如果泽水在陆地之上，则必有堰堤防泛而泽水的容量也有限。泽水之上还有陆地，是自然形成的大泽，其容量无限，而且泽水与陆地互相临近无间。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应该象泽水与陆地那样上下互相临近，教化和思念民众无尽无休，容纳和保护民众无有止境。再进一步说，阳刚尊贵是居于上位的，现在屈尊就卑而居于四个阴柔之下，这体现着上亲临于下。由于上能亲临于下，下必敬于上，上位者就大有发展前途。于是由临，一变而成泰，再变而成大壮，再变而成央，再变而成乾。所以《彖传》又说：“临，刚浸而长。”《序卦传》还说：“临者，大也。”这一卦说明，居于上位的统治者如果能屈尊就下而亲临于民，思念和保护下民，其发展前途才会远大。然后，又提出了悦民。

《兑·彖传》说：

兑，说也。刚中而柔外， 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 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 民劝矣哉 !

说同悦。 “先民”，即导民前进。兑卦卦义为言喜悦。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众前进，虽是劳苦而民不以为劳苦。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众赴大难，即或有死的危险而民众死而无怨。可见喜悦作用之大，它能使人奋勉而勇敢。因为凡事必应乎人心之所向，而应乎人心所向之事则必然是与天道规律相合顺。这又进—步说明，人心一旦与天道相应，就能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何需为国家政权而担心呢。

以上三卦，从容民、保民、临民，讲到取悦于民，最后又归结到“顺乎天而应乎入”。反复告诫封建统治阶级，民为立国之本，是政权的根基，根基不牢，国家政权就要动摇，这是“理财正辞”的前提。为了使封建统治者能够深刻领会，于是又举出剥卦为例以申说其理。《剥·象传》说：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下坤上艮。坤为地，艮为山，卦象是山在地上。不言山在地上而言山附于地，是说高山经过长久的风雨浸蚀崩溃削落而依附于地面。上，指居于上位的统治者。下，指下民。居于上位的统治者看到高山崩溃依附于地面之象，则应晓得位高也可下迭。应该以较宽厚的政策对待下民，居于其上才可安然。再就全卦六爻去看，阴长至第五位，仅有一阳残存于上。 《彖传》说： “剥，剥也。柔变刚也。”阳刚为君，阴柔为民。五个阴柔要把一个阳刚剥落掉，危在旦夕。这一事实说明，对下民剥削过重将危及自身，最后自己也将被剥落。深明此理则应将利禄及早下施，接着又排出了夬卦。

《夬·象传》说.

泽上于天， 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夬，下乾上兑。乾为天，兑为泽，卦象是泽水已涨到了天上，堤防溃决滔滔下泻而摧毁一切。君子观此象则当知利禄不可多得，满招损，谦受益，要尽快向下施予。积德则不然，多多益善。利禄向下施予看来是有所损失，其实是受益。

《益·彖传》说，

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益卦是讲减损上位者之有余，以增益在下者之不足，故称“损上益下”。这样做下民都很欢喜，故称“民说无疆”。由于损有余以益不足而达到了适中均衡，赢得民心，这就给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带来了光明，故称“其道大光”。由此可见，适当作些经济让步看来似乎是损失，而这种损失却是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增益。也就是说，损失的是眼前局部利益，得到的却是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只有深刻理解这一道理，才会认识节用爱民的重大意义，于是又提出了节制的问题。

《节·象传》说;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节，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卦象是用泽去节制水。以泽节水，塞而不流则溢出，流而不塞则干涸。最得当的办法是将水节制在适中的水平线上，使泽既蓄水又流水，既不干涸又不溢出，这就叫：节制得适度。对下民的剥削也有一个节制得适度的问题，要想节制得适度，就必须“制数度”。数，即十、百、千、万……。度，即分、寸、尺、丈、引。有了这些计量单位，才能用以衡量适中与不适中。但数与度的计量是靠人去掌握，还必须“议德行”。只有深明《易》理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推而行之。于是《彖传》又说：

当位以节， 中正以通。天地节， 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天地自然规律是有节制的，年、月、日、时的运行从不过越而成其变化。人类社会也应如此，国君如能量财之所入，计民之所用，将税收法度定在适中的水平线上，这样既不损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妨害百姓继续生存，整个社会才会安宁。因此说，爱护老百姓，剥削要有节制，赋税保持适中，这才能达到通。

以上四卦，从“厚下”、 “施禄及下”、“损上益下”，最后到“制数度，议德行”，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可以看出，所谓“理财正辞”，就是要把着眼点放在下民的身上，省徭役薄税敛，尽量调解与缓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以求得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说，《周易》虽然强调“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观全局，从哲学的广阔视野而看到如何去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所以，它并不为等级制度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过多的辩护，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为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刚健不息，强调实行人治

《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而证明阴阳变化规律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三才”。因此，经纶治国要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从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出发，提出了“理财正辞”缓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具体对策。规律与政策要靠人去具体掌握和贯彻，这里自然就涉及到了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以及在经纶治国中的作用问题。

《周易》认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尊重。但是，人在规律面前也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有所作为的。《泰·象传》说：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财通裁。天地的阴阳变化规律，相交才相和，相和才通达，这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君王可以裁制它，辅助它，成就它。所谓裁制、辅助、成就，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可以对它实行某种驾驭、调节和利用。所以《系辞传》又说：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强调天地定位于上下虽然有其规律在运行，但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以趋吉避凶。圣人掌握了天地变化规律加以裁制利用而趋吉避凶，则能够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之事以左右民生。

裁制，利用客观规律，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以左右民生，实质就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经纶治国虽然要“顺天”， “效天”，以保持与天道的和谐，但人治还是主要的。要推行人治，人就需要具备一种精神，确立一种人生哲学，在这个问题上， 《周易》提出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乾·象传》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有·彖传》：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畜·象传》又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人应该象太阳那样， 日复一日地运转，天天向上而光辉日有所新。有了这种奋进不止的精神，才可有为于天下，尽人事而听天命，最能说明这种精神的是姤卦。

姤，一个阴爻在下与五个阳爻相遇，其趋势是继续向上增长以消阳。所以，姤为阴长阳消的开始，对阳刚所代表的君子之正道非常不利。如何去对待这种客观形势?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 “九五含章”， 中正也。 “有陨自天”，志不舍命。

枸杞为灌木。以枸杞树去包容瓜，瓜藤必攀援而上。枸杞喻五个阳爻，瓜喻在下的一个阴爻。姤初六之一阴，原为夬之上六。夬之上六被五个阳爻决掉之后，反转而成姤的初六，又与五个阳爻不期而相遇。这一反转变化，即由阳长阴消而成阴长阳消，有如瓜藤缠绕枸杞树攀援而上。对于这一形势，九五含弘章显，以中正之道处之，因为这是天道规律发展的必然，故言“有陨自天”。但是，君子之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故言“志不舍命”。就是说，人既要了解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变化，也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加以引导和驾御，在条件允许与可能的范围内，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周易》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陶冶了我们民族的思想品格，在历史上曾鼓舞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去励精图治。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君权就是法，法制的思想不健全，而人治的思想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封建王朝几经更迭盛衰，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乾嘉盛世”，还是三国混战，十六国分争，确曾出现许多伟大的人物或顺天行道或力挽狂澜。

《周易·系辞传》说： “察于天之道，而明于人之故”。经纶治国，知天而更要知入。将天地人称作“三才”，三之为言参，即强调人应该参与天地的变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就是《周易》所倡导的人生哲学，理想的境界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不断地求索，通过知识的积累，以达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从而去掌握变化规律。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修养，才可以称之为“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传》)终极的目标，还是天人相合，这种相合已经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和谐了。《乾·文言传》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之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鬼神二字，鬼之为言归，神之为言伸，即用来形容阴阳屈伸往来之变化。这段话是说，道德修养伟大的人，已与乾的“元亨利贞”四德融为一体。所以他能与日月合其光明而照临四方，与四时合其次序一言一动无任何过差，与阴阳屈伸往来主使万物有生有灭的规律相合，赐吉降凶无一私念之掺杂。这样的伟大人物完全与天道规律相默契，其先于天道规律而动则不相违，后于天道规律而动则遵而奉之不相背。既然与天道规律都不相违背，何况于人事以及阴阳往来变化之类的具体问题呢。大人者，有德有位。《文言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讲给当权者的。它指明，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道德而居于尊位的人，才能经纶治国，达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彖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系辞传》)

以上可以看到， 《周易》这部书不仅提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也系统地研究了人的行为准则。它展现了一个理论与行动相关连的思维模式，为经纶治国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法和策略。就这一点来说，确实可以将其称之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管理与决策的专门著作。正因如此，所以它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一些有建树的帝王将军，都从中汲取了思想营养。清代的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颇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一生的文功武治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他在为《口讲易经解义》御制的《序》中，就曾这样说道：

惟帝王道法，裁在“六经”，而极天人， 穷性命，开务前民，通便尽利， 则其理莫详于《易》。 《易》之为书，合四圣人之象，设卦系辞焉， 而广大悉备。 自昔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 《书》“六艺”之文， 《礼》、 《乐》之具， 《春秋》之道，无不于《易》详焉。

若乃体诸躬行，措诸事业，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

惟体乾之四德，以容保兆民。期庶司百职事矢野，涣群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则“大和”溢于宇宙，庶称朕以经学为治事之意也。

他以经学为王道之法，看到“其理莫详于《易》”。《易》书“极天人，穷性命”，“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能“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维世”，“而治理备矣”。他要体现乾卦“元亨利贞”之四德来治天下，期望百官职事能容民保民，上下相交而成泰。经纶治国的理想目标是“大和”溢于宇宙，即阴阳中和，天人和谐，由此可见，清初的所谓盛世与《周易》的经纶思想是有极其密切关系的。

《周易》的治国之道，应该说并不是康熙才发现的，司马迁早就注意到了。他在《史记》中说： “《易》本隐，以之显， 《春秋》推，见至隐。”《周易》阐发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是隐晦的，奉而行之则切中于社会历史实际。 《春秋》评断社会历史的盛衰，是具体的，推极其理可验证于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所以， 《周易》与《春秋》，互为体用与表里，在中国堪称是经世之学，是封建士大夫晋身于朝政必修的高深教科书。由此亦可理解，它为什么能冠“六经”之首，历数千年而不衰。

我们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周易》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能给人以智慧。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部书，如果与现实相脱离，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周易》阴阳变化的理论思维为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它确实起了某种维护和调节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今天， 《周易》又成为国际学术界注重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把它的思想用之于经济管理，以协调劳资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局，祥和的政治气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深入研究《周易》的经纶治国论，或许能从中受到某些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