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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歌角度看白居易的音乐素养

音乐与诗歌、与人生、与社会，都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得到较好体现，其作品是文学与音乐自然结合的典范。

一 丰富的音乐经历

白居易自小聪颖过人，六岁即学作诗，九岁就通音乐，能创作音乐，排练歌舞，弹奏琵琶，是唐朝文人中音乐素养最高者，《全唐诗库》收录白居易诗2643首，其中有100首与音乐相关。

白居易一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在大量的诗文中皆有叙写。琵琶、秦筝、琴、笛、觱篥、角、鼓、阮，乐舞、民歌、演唱、参军戏等，都有听闻欣赏。

有史料对其创作背景记载如下：(1)贞元十七年，膘国(现缅甸)乐舞来唐演出，有诗记之——《骠国乐》。(2)元和四年，作《新乐府序》提到“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3)元和年间在朝廷观赏“霓裳羽衣舞”——“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4)元和十一年江州司马任上，听京城流落到浔阳的琵琶女弹奏《霓裳羽衣曲》、《六幺》，感而作《琵琶行》。(5)元和十四年忠州刺史任上，听民众夜唱“竹枝词”，感而作《竹枝词》三首。(6)唐敬宗宝历元年苏州刺史任上，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一诗，对《霓裳羽衣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写，并在杭州刺史任时向艺伎教授之。

二 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音乐素养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是唐宣宗李忱所作《吊白居易》诗中的两句。“诗王”，皇帝对一名诗人如此称赞、惋惜，不仅在于诗人巨大的文学成就，也在于诗中蕴涵的音乐魅力。“吟”、“唱”不仅指白诗的文字，更是指诗的音乐美、可歌唱性、流行性，诗人的音乐素养集中外溢。

1.演奏和欣赏音乐

《夜琴》：“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数十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蜀地的桐树，楚地的丝弦，做成品质较好的琴。夜深人静，弹着缓慢的曲调，自我欣赏;不为音乐的完美，只为了一时的安适。

《听歌六绝句》：“都子新歌有灵性，一声格转已堪听。更听唱到嫦娥字，犹有樊家旧典刑。”此诗作于退养洛阳时，都子是白居易新培养的歌伎，此时樊素已被“放归”。都子的美妙歌喉，唱出婉转的歌声，让白居易想起旧日的歌伎樊素，似乎在都子身上又回归了。“嫦娥”，指被收入《乐府诗集》的唐朝歌曲《桂华曲》中的句子“遥知天上桂华孤，试问嫦娥更要无”，都子所唱应是此曲。白居易有《醉后听唱〈桂华曲〉》，说是此曲听后“断肠”，当是怀念旧人樊素、小蛮的感情流露。

2.描写和评论音乐

《琵琶行》，六百一十六字，共四十四句，有二十八句写到音乐，占诗句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的“轻拢慢捻抹复挑，……铁骑突出刀枪鸣”，不仅是文学中的精品，更是描写音乐的绝唱。

演奏的手法有“拢”、“捻”、“抹”、“挑”;曲目《霓裳》《六幺》;音色“珠、玉”、“莺语”、“泉流”;情绪“急雨”、“私语”、“幽咽”、“幽愁”、“银瓶破”、“刀枪鸣”，把非常难以摹写的琵琶音乐赋予形象化，比喻、拟人、通感、夸张等手法运用得十分到位，把时空、情感、余韵都描绘出来了。诗人的音乐素养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问杨琼》：“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情感的艺术。杨琼是元和年间歌伎，音色“圆紧”。白居易认为歌者不能为唱歌而唱歌，取悦普通听众，必须饱含情感，声情并茂。这与他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学主张一致。

《策林·六十四》：“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斯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把音乐创作与政治联系，认为政治清明、情感平和，音乐就平和亲切优美，反之则哀吟。可以音乐活动观察政治施为，讽喻政治现状。

3.培养歌舞伎和编排“霓裳”

白居易先后养有至少十名家乐，如小蛮(善舞)、樊素(善歌)、结之(善歌)、铧莹(善歌)、菱角、谷儿(善乐器)、红绡(善舞)、紫绡(善歌)等。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

唐敬宗宝历元年，白居易五十四岁。三月改授苏州刺史，五月到任。期间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并在杭州刺史任时向艺伎教授之，在杭州演奏过三次。箜篌、筝，觱篥、笙，前为丝，后为管。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都是余杭艺伎，她们经过白居易的调教，能够演奏“霓裳羽衣歌”。

4.以音乐修养身心

喝酒、吟诗、抚琴、会友。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

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酷爱音乐，在旅途乘船时也常携带乐器演奏，以自得其乐。在《船夜援琴》中写道：“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澹，其间无古今。”这是典型的自娱自乐。

三 对音乐的贡献

白居易不是音乐家，但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诗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记录并保存了《霓裳羽衣曲》的结构和内容。

《霓裳羽衣曲》相传为唐玄宗李隆基创作。传说一：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并改用《霓裳羽衣曲》名。传说二：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作此曲前半部分。后吸收杨敬述所献《婆罗门曲》续成全曲。

玄宗开元年间在宫廷演出后，罹安史之乱，乐人四散;宪宗“元和中兴”再次演出，后即再也没有大型演出，因此，乐舞内容和曲谱逐渐散佚。今天见到的《霓裳羽衣曲》，是南宋姜夔偶然发现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这些片断还保存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里。姜夔之后历代音乐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了风格多样的《霓裳羽衣曲》，但是与李隆基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已有相当的距离。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散序六奏;中序;繁音急节十二遍”，表明《霓裳》的乐舞结构：共三十六段：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曲破十二段构成。“磬箫筝笛;击擫弹吹”：表明散序只有音乐演奏，散板，没有节拍，没有舞蹈，还写出了主要乐器以及演奏手法。“擘騞;飘然转旋;嫣然纵送”：表明中序开始既有音乐，有节拍，也有舞蹈，属于软舞，而非健舞。“上元;萼绿;王母;飞琼”：表明舞蹈人物形象：王母、上元夫人、萼绿华、许飞琼，后三者都是仙女，且与道教有关。“翔鸾;唳鹤”：表明乐曲结束时长音收束的音效。“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表明舞蹈开始前演员新奇鲜艳的服饰。这对于后人了解《霓裳羽衣曲》原貌有很大帮助。

从音乐角度看《易经》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易经》则更是中国古圣先贤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些传统的文化不是仅仅局限于人生、哲学的领域，它已经渗透到许多学科，譬如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天文学、音乐、美术等学科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对人文精神十分重视。凝聚着中国古圣先贤古老智慧的《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来教化天下。照此看来，《周易》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周易》又叫《易经》，曾长久的被误解为是一本算命的书。随着科技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易经》逐渐在各个领域得到渗透与利用，受到中外科学界、文化界的重视。

它是三位圣人伏羲氏、周文王和周公父子，还有孔子(周文王与周公父子算一人)陆续共同创作的杰作。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周易》 的这个“周”字与周文王所在的朝代“周”是有关联的。其实不然，我们从广义视角来看待《周易》的“周”字，是看的很周到，想的很周密、周详，一点都没有遗漏。而且它是周流不停、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所以才叫《周易》。它广大精微，无所不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如果按系统来讲，《易经》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系统。因为所有能列举出来的大系统，像太阳系、银河系等等，都不可能大到“其大无外”;所有能列举出来的分子、原子、质子、电子等等，都小不过“其小无内”。这样一本广大精微的书已经成为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宝典。而且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音乐是有韵律的声音。有时是明朗欢快，给人愉悦的情绪，令人焕发闪烁的精神;有时是雄伟宏大的给人崇高奋发的激情;有时是和谐温柔、富有诗意，给人高雅、亲切甜蜜的畅想;有时悲壮凄凉，令人同情、伤感、哀痛，构成了美妙的音乐文化。音乐文化是一颗明珠，它的光辉不仅使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交融，还照耀着其他学科与文化的精髓与之相互的结合。形成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富有动力的人类的大文化。构成了一个和谐的世界文化，丰富了人生的内涵，提升了人生的价值。

所以，音乐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人文科学探索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要回答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它是求善、求和谐、求美。正如《易经》产生之初，就要谈到《易经》首创人伏羲。在当时，人类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人们靠打渔狩猎过日子。可是人们要出去打渔狩猎最怕的就是碰到天气骤变，来不及躲闪，很可能连命都没有了。这时候伏羲替当时的人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可以说伏羲是全人类、全世界第一座气象台的台长，他告诉人们“明天是晴天，你去好了”，“明天往南走有雷，你要小心”,“你往西北走，有大雨” ……刚开始大家还是将信将疑，可是后来随着验证次数的增多，大家都觉得他说的很准，于是来问的人越来愈多。人多了，伏羲没有那么多时间应付，于是他就在大树上挂上各种图像，来表示明天天气的情况。每一幅图像其实就是一个密码。从此，伏羲得到了人们的信赖，并根据人们的需要，把他的气象预报逐渐的扩大，慢慢的画出不同的卦象，就变成了我们一直到今天都很熟悉的八卦。开始怕老百姓不理解，所以只告诉他们几个数字就好了，“1、2、1”代表什么，“1、2、2”代表什么，“2、2、1”代表什么，等等。所以数字化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不过是继承伏羲的路线走来而已。可以说《易经》是我们人类最古老、最原始、最实用的一门科学。

艺术与科学的目标以及它们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共同的或是相通的。这就使人们的内心深处激起对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和谐和不可思议的秩序，产生只可心领神会不可言传的激情。音乐艺术是由音符诞生，音符也是由数字或是符号组成，最重要的功能恰如数学公式，也是把握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作曲家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吐露他们观天察地识人的一种特殊工具。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说过：“只有艺术同科学结合在一起，才能把人提升到神明的境界。”无论是伏羲、爱因斯坦还是贝多芬从科学和音乐的不同方面表述了宇宙结 构和谐的神秘性和艺术与科学的联系性。科学进行理性思维，探索求得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真实性，是对事物进行观察、实验、分析、逻辑推断的结果。它具有唯一性、逻辑性、实证性和一元性。音乐的对象的人，是人的精神世界，所以音乐是求“善”，它具有多种选择，非一元性的。音乐与科学两者的研究对象迥然不同，但两者是相通的，是相互依存的。都是为了构造一个美好的合理的'和谐的世界，都是为真理而奋斗。人类通过科学和音乐达到一个高尚的境界，同时通过科学与音乐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塑造一个高尚的人。

我们首先用数理的方式来看看《易经》与音乐的关系。前面说过《易经》是由三位圣人先后完成的，第一位就是伏羲，他用一些横线来表示数，完整的一条理解为“1”，中间断开的一条理解为“2”也可以说，完整的一条叫做“阳”，断开的一条叫做“阴”。然后把这些横线三条罗列到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密码。当时的老百姓看到这些图像或者说是密码就知道伏羲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后来根据这些图像伏羲画出了八卦图，这幅图我们已经在手上拿了七千多年，那正是打开宇宙密码的一把金钥匙。第二位是周文王，他在八卦图的基础上，产生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宇宙的六十四个密码，它也是用数字来代表的。凡是密码必定离不开数字，我们现在的保险箱很多都是用数字做密码的，但是那个数字是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易经》里的数字是活的，是变化的。最后就是孔子替《周易》装上了十只翅膀，我们称之为《十翼》。他希望《周易》能够飞起来。

中国易学家认为数起源于《河图》。《河图》是由“点”组成的方阵图，或称“数图”。在河图中数点的排列是有序的，《河图》向人们阐释了数的起源和数的生成奥秘，“一与六共宗居北，二与七为朋居南，三与八同道居东，四与九为友居西，五与十相守居中”，每组后面的一个数都是由前面的一个数加五以后而成，所以两数位居同位。在《河图》中，“五”是一个基本计数单位，居于图的正中，五以上的数皆由五演变而来。而中国音乐的“五音”――宫、商、角、徵、羽，有高度(频率)、大小(律数)和顺序(排列顺序和生成顺序)。 “五音”中的音与《河图》中的数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人有“律以隔八相生”的说法，即由此律至彼律相隔七个数。将《河图》中的数，顺向而数，正符合这一规律。五至二隔八，黄钟宫生林钟徵;二至九隔八，林钟徵生太簇商;九至六隔八，姑洗角生应钟变宫;十至七隔八，应钟变宫生蕤宾变徵。隔八相生而形成的五音顺序为宫―徵―商―羽―角。在《河图》的五音位置相生图中，八个相生的位置，正好与八卦中的天乾、地坤、水坎、火离、雷震、风巽、山艮、泽兑相对应。在《河图》的各数进行某种数学运算时，数理则发生变化，数变则五音也随之生变,前面说的黄钟、林钟、太簇、姑洗、应钟蕤宾等皆为我国古代律名。只此粗浅的看来音律的产生和《易经》数理当中的确有着近亲的关系。

其次，我们要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一切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人类大脑思维的结果，思维是人类大脑的活动，包括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但是人脑除了这两种思维外，还有一种灵感思维。画家需要灵感才能创作出旷世佳作，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作曲家需要有灵感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乐章，陶冶人们的心灵;诗人需要有灵感才能创作出浪漫的、令人回味无穷的激励人心的诗句。同样《易经》更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集结了三位古圣先贤的智慧、灵感及对世界所独有的洞察能力。所以在《周易》成书以后，多少人想动它一个字，都动不了。

《易经》中有六十四个卦象，而这些看似复杂的卦象，其实只包含两个符号，一个是阴(- -)。一个是阳(�)。伏羲八卦图告诉了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密码――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天底下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比如说。白天是阳，夜晚是 阴;天是阳，地是阴;大拇指是阳，其余四个手指是阴。阴阳之间的关系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样才有生命力。

在《易经》中，奇数表示阳;偶数表示阴。刚刚我们提到大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的关系。大拇指，它是1，是奇数，表示阳;但是它只有两个节，2是阴，叫做阳中有阴。而且这个阴阳是分不开的，所以人要刚柔并济才好，不能刚到底，有柔才会有刚，没有柔，也根本不存在刚。而其余四个手指是偶数，为阴，但是这四个手指却每个都有三个节，叫做阴中有阳。多么奇妙，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阴阳统一体，只有这样统一和谐的事物，才会创造出统一和谐的生活，统一和谐的世界。就像人们用手来弹钢琴，在手指弹奏的过程中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是一种“拿握住”的关系，它们用力的方向是不同的，两个大拇指是向手掌的外侧下方用力，而四个手指是相对于人体自身向里侧下方用力的。这样人的手在阴阳统一的前提下，才会创造出和谐悦耳的音乐。

“手”对于演奏者来说是制造音乐的工具，还要有一颗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心灵与头脑，敏锐洞察世界与情感的眼睛。经过孕育、沟通，涌现于显意识，成为灵感思维，作用于各种发声体，最后成为音乐。所以，音乐具有激活右脑形象思维的特殊能力。其中，交响乐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奥的哲理。它有较严格的结构，明显的层次，严密的逻辑一步一步的发展;而且有思想、有情感，有对事物的洞察和分析;有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生与死的矛盾和斗争，有因果辩证关。就像《易经》所说的阴阳。它们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一定是阴，一定是阳。如果没有相对，你就不知道哪个是阴，哪个是阳。有相对才有阴阳。譬如，音乐中的强与弱，它们也总是相对的强与弱，没有绝对的，“强”必须要多么强，“弱”必须要多么弱。有相对才有强弱，有相对才有阴阳。其次，阴阳是合一的。相对是前提，但是它是会变动的，所以阴阳是分不开的，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我们刚才说到音乐中的美丑、善恶、爱恨、生死……这些都是阴阳的辩证关系在音乐中的具体体现。

白居易的《琵琶行》 音乐角度

《琵琶行》将听觉抽象为一种视觉的形象，表达出了音乐的连续性与过程性。文章主要从音乐角度来分析白居易的《琵琶行》。

白居易是唐朝的伟大诗人，其诗歌形式多样，涉猎范围广泛，语言朴实无华，真实、准确的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疾苦，白居易的代表作有《琵琶行》、《长恨歌》等等，即使过了千年，这些作品依然在我国的诗歌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琵琶行》兼具文学与音乐的特点，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下面就从音乐角度来分析白居易的《琵琶行》。

一、《琵琶行》中对于音乐效果的把握

琵琶是由历史的曲项琵琶与直项琵琶发展而来，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是最早的，在隋唐九、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则发展成为主要的演奏乐器，有效的推动了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

白居易在《琵琶行》的创作中很好的把握住了音乐效果，从“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这句中即可看出琵琶女丰富的情感，要演奏出美好的音乐，必须要具有深刻的情感，一首音乐如果失去了感情就等于失去了生命。这句话更是为后续琵琶女的演奏奠定好了基础。琵琶女将自己的情感融入音乐演奏中，利用各种手法将自己的情思化为琵琶语。诗人在琵琶女的歌曲中了解到了她的情思与惆怅，在演奏戛然而止时，诗人并未觉得不妥，反而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在琵琶女演奏完成后，听者还沉醉在她动人的演奏中，极力的来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刻情思。音乐是有声的，无声是一个短暂的存在，这种短暂的存在让作品中蕴含出独特的韵味，在声音戛然而止之后，听众可以顺着琵琶女的演奏思绪来分析其中的情思，这种无声很好的表达出了音乐没有的东西。在音乐戛然而止之后，很多听众认为演奏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又“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节奏刚劲急促，情绪饱满，表现出了琵琶女对现实与命运的愤懑，满腹的忧愁宣泄而出，这是琵琶女的心碎声，也是白居易内心的悲愤。

除此之外，《琵琶行》中还有大量的环境描写，给读者营造出了身临其境的效果，月下降水茫茫，船中寂静，水面弥漫着精妙的琵琶声，一种悲凉的情愫从中而生，引发了在座每一个听众的共鸣。作者描述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不仅形象的表达出了音乐演奏的效果，还衬托出了诗人的真情实感。

二、《琵琶行》中对于音乐形象的描写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灵活的应用文学语言来捕捉出了音乐形象，这让读者深刻的体会到了作者营造的意境，仿佛听到了琵琶女的奏乐声，同时，白居易还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让音乐形象变得具体、形象，其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深刻的表现出了不同旋律的交错，大弦节奏磅礴，小弦幽细深沉，从视觉、听觉等角度表达出了形象深刻的音乐形象。在曲调的变化之下，又出现了幽咽与间关之声，诗人用抽象深刻的方式将日常生活的声音形象的表达了出来，这种生动、通俗的语言深刻的表达出了文章的意蕴。

此外，在作品中，还应用了大量的叠字叠词以及双声叠韵词，这些词语让诗歌的音韵、声调、旋律上都达到了十分和谐的境界，有效的突出了诗歌中蕴含的美感，实现听众与表演者情感的完美结合。

琵琶女最然有精湛的技艺，但是想要有效打动听者，仅仅只有精湛的记忆是不够的，演奏者必须要具有饱满的感情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够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倾注到乐器的演奏中，这样才能够达到情感与音乐的完美结合，才能够让作品具有生命。《琵琶行》中作者描写了千变万化的音乐形象，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出白居易过人的音乐才华与文学素养。

白居易不均热爱奏乐、赏乐，在评乐与品乐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从他在音乐评论中表现而来的美学思想就可以窥见一斑。在聆听琵琶女的演奏时，她可以从中听出琵琶女的心情，且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这就表达出了作者对于自己人生境遇的哀思。

三、《琵琶行》中音乐意境的营造

音乐是一种跳动的`音符，也是流动的声音，通过节奏、音高与速度的变化可以表现出演奏者的情绪变化，从古到今，很少有文学作品应用音乐来表达意境，但是《琵琶行》就很好的将听觉抽象为一种视觉的形象，表达出了音乐的连续性与过程性。

《琵琶行》中还营造出了一种完美的音乐意境，如“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缓”，这就为读者营造出了一个唯美的境界。在这种美轮美奂的声音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婉转的鸟叫声以及冰层下水的流动声。

琵琶声像泉水一样突然变得冷涩，逐渐的失去声音，诗人用自己深厚的音乐与文学功底来表现出这种醉人的音乐意境，“滑”字与“涩”字表现出了音乐美。

就自己的演奏与他人演奏来看，白居易更加愿意欣赏他人的演奏，毕竟他不是一个演奏家，他的奏乐水平与他人的演奏来存在一些差异，他曾经在《听<幽兰>》中提出：“欲得身心居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在《琵琶行》中，诗人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凄凉的情景，在自己与客人都无法忍受无音乐的情景下，突然听到了琵琶声，这就进一步的增加了他们对于音乐的渴求，诗人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绘琵琶女的演奏与自己的欣赏，这给人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效的强化了文章的语言表达效果。

总而言之，诗歌与音乐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增加作品蕴含的情绪，文学作品可以很好的表达出故事的完整性与语言的文学性，白居易很好的找到了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将音乐符号与语言符号进行了完美的结合，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白居易及其音乐理论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生于河南新郑县一个小官僚的家庭里。他的童年是在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年代里度过的。这对于他后来能有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歌与理论有一定的影响。

贞元十六年，他开始跨入仕途。元和三年被任为左拾遗。当时，唐王朝日趋衰落，一班权贵掌握了朝政。他们互相争权夺利，又不断横征暴敛，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面对当时的现实，白居易曾几次上策，力图改革弊政，结果反而得罪了当权者，几乎引来杀身之祸。

元和十年以后，他早年受佛、道两家影响的消极思想渐渐抬头，不过他后来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还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会昌六年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白居易很爱音乐，也很懂得音乐，而且还会弹琴。他对音乐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与元九书》和《论礼乐》等几篇策问里。

首先，他认为，音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四中就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在《策林》六十九中又说：“大凡人之感干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矣。”就是说，歌曲（音、乐）的产生是由于“事”刺激了人的情感的一种结果。“事”就是与国家人民有关的社会事件，也是现实政治的具体表现。这种“事”如果与他在《寄唐生诗》中所说的“唯歌生民病”联系起来，就可知道他是主张歌曲应当写人民的痛苦和指责现实政治的弊病的。这种见解，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是很可贵的。

由此出发，他大声疾呼关键在改善政治，在《策林》六十四中他这样说道：“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他对那些主张取消民间音乐专复“古器古曲”的极端复古派痛加批驳，他说，“臣故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他认为乐器只是发音的工具，乐曲是音乐思维所表现的形象，所以它们之为“今古”，与音乐的好坏无关。他警告那些极端复古派说：“言将此乐（雅乐）感神抵，欲望凤来百兽舞，何异北辕将适楚！”就是说，走这条路要改变现实犹如北去的车子要到南方的楚国去，是永远也达不到的。同时，他也不赞成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不管人民的疾苦拼命地搞民间音乐。他说：“故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懽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在《策林》六十二中又说：“国家承齐、梁、陈、隋之弊，遗风未弭，故礼稍失于杀，乐稍失于奢”。所以他认为必须“少抑郑声”，这样才能使音乐“和而不流矣”。在这个问题上，就其强调改善政治，反对极端复古派的谬论，反对统治阶级过分的.音乐享受在当时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民间音乐的发展。

白居易还承认“声”对人有根强的感染力，他在《与元九书》里就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他认为能起“和人心、厚风俗”的教育作用才是“作乐”的根本目的。所以他很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思想感情，他认为“乐者，以易直子谅为心，以中和孝友为德，以律度铿锵为饰，以缀兆舒疾为文。饰与文可损益之，心与德不可斯须失也”。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了儒家重视音乐教育作用和作品的阶级标准的观点。所以他在评歌唱艺术的《问杨琼》一诗里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就明确提出了歌唱艺术的“声”（声音美）“情”（思想感情）兼备的原则。他的这种看法就其反对当时流行的脱离作品的具体内容孤立地去追求声音美的形式主义观点来说，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白居易的一切见解都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他认为，统治的巩固程度与能否了解民情有很大关系。他说：“圣人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行为政，顺为教者也”所以他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与“惟歌生民病”的口号，其目的无非是帮助统治者更好地进行统治，所谓“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然后臻于“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的升平世界。所以他一面反对极端复古派的谬论；一面又极力推崇古乐，要求“少抑郑声”限制民间音乐的发展，反对少数民族音乐与外国音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