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后记中好句子聚集3篇

朱自清《《梅花》后记》欣赏

《梅花》后记

朱自清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的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即在无隅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

我与无隅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衖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儿;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这诗稿，打算寄给他呢。

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殓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地过去了。自然，这其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

无隅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无隅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无隅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把!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复，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钞了一通，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之于无隅，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采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无隅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无隅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无隅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飘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耻纪念日

以情感人，这已是人人通晓的艺术诀窍，而诚挚深沉的感情更是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散文集《背影》序里提出他的创作“意在表现自己”，从朱先生的大量散文作品中，确可看出，无论是描述自己的身世生活经历，还是表现亲朋故友的音容笑貌，无不坦白地裸露作者赤诚的心灵。他为友人无隅君的诗集《梅花》作的后记，应该算作一篇评论性的散文，但字里行间仍融进了一种对亡友至性至深的感情，令人为之动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散文形式写作序跋一类的文字，并且富于感人至深的情愫，朱自清应推首位，由此也可见朱先生是一位对散文情有独钟的作家。

在《梅花》后记中，朱自清先生怀着感伤的心情追忆了与无隅君相聚的场面，以及为了帮助贫困的家庭积蓄些钱财以安葬英年早逝的无隅君，朱先生与友人到处奔波而又四处碰壁的景况，所以当开明书店答应印行亡友的作品《梅花》集时，作者悲喜交加，感慨万端，所以作者仿佛按纳不住积蓄已久的感情，开篇便点明：“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从诗稿的命运转到主人悲剧性的短暂人生，物在人亡，而且想来这份诗稿虽“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强烈的感伤使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自己于心不安的自责，同时也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作者又以充满敬重的心情记叙了为这部诗集的出版呕心沥血的林醒民君，以及关心这部诗稿的白采与周了因先生。由一部诗稿的辗转出版，将人物的命运安排，世道的艰难与坎坷连接在一起，布局紧凑，着墨虽平淡无奇，但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浓烈的人间至情，由此可以折射出大写的“人”字，树起人格的丰碑。

文章用语舒缓，韵味悠长，体现出深沉的感情色彩。心理学认为：人的多种多样的情感都可以按照对比的性质配合成对;凡是配合成对的两种情感在性质上彼此相反。例如：悲与喜、乐与哀、爱和恨等等，情感的这种特性可称之为两极性。人的两极情感彼此结合在一起便呈现出复杂的情感状态。例如开篇一段，作者的心情便是悲喜交加，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这种悲凉的情感实际上就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体验，它内涵的复杂与丰富，也正是它的感染力所在。

朱自清散文《梅花》后记

《梅花》后记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 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 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 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 谢，即在无隅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与无 隅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 万年桥附近小弄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 温州到上海来玩儿;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 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 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 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这诗稿，打算寄给他呢。

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 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 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殓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 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 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地过去了。自然，这其间我也得 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 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 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

无隅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 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无隅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 无隅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 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 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覆，从此也就没有音 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事的是他;四年 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 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遍，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温 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 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 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 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 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他之于无隅，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采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 是纪念无隅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 信，催促我设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 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 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 稿现在行将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无隅的好 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无隅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飘泊着，没有 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什么地 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9日作。

作品欣赏：

以情感人，这已是人人通晓的艺术诀窍，而诚挚深沉的感情更是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散文集《背影》序里提出他的创作“意在表现自己”，从朱先生的大量散文作品中，确可看出，无论是描述自己的身世生活经历，还是表现亲朋故友的音容笑貌，无不坦白地裸露作者赤诚的心灵。他为友人无隅君的诗集《梅花》作的后记，应该算作一篇评论性的散文，但字里行间仍融进了一种对亡友至性至深的感情，令人为之动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散文形式写作序跋一类的文字，并且富于感人至深的情愫，朱自清应推首位，由此也可见朱先生是一位对散文情有独钟的作家。

在《梅花》后记中，朱自清先生怀着感伤的心情追忆了与无隅君相聚的场面，以及为了帮助贫困的家庭积蓄些钱财以安葬英年早逝的无隅君，朱先生与友人到处奔波而又四处碰壁的景况，所以当开明书店答应印行亡友的作品《梅花》集时，作者悲喜交加，感慨万端，所以作者仿佛按纳不住积蓄已久的感情，开篇便点明：“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从诗稿的命运转到主人悲剧性的短暂人生，物在人亡，而且想来这份诗稿虽“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强烈的感伤使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自己于心不安的自责，同时也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作者又以充满敬重的心情记叙了为这部诗集的出版呕心沥血的林醒民君，以及关心这部诗稿的白采与周了因先生。由一部诗稿的辗转出版，将人物的命运安排，世道的艰难与坎坷连接在一起，布局紧凑，着墨虽平淡无奇，但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浓烈的人间至情，由此可以折射出大写的“人”字，树起人格的丰碑。

文章用语舒缓，韵味悠长，体现出深沉的感情色彩。心理学认为：人的多种多样的情感都可以按照对比的性质配合成对;凡是配合成对的两种情感在性质上彼此相反。例如：悲与喜、乐与哀、爱和恨等等，情感的这种特性可称之为两极性。人的两极情感彼此结合在一起便呈现出复杂的情感状态。例如开篇一段，作者的心情便是悲喜交加，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这种悲凉的情感实际上就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体验，它内涵的复杂与丰富，也正是它的感染力所在。

朱自清《梅花后记》赏析

【朱自清《<>后记》原文】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的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即在无隅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

我与无隅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衖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儿;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这诗稿，打算寄给他呢。

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殓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地过去了。自然，这其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

无隅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无隅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无隅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把!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复，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钞了一通，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之于无隅，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采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无隅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无隅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无隅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飘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耻纪念日

【朱自清《<梅花>后记》赏析】

以情感人，这已是人人通晓的艺术诀窍，而诚挚深沉的感情更是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散文集《背影》序里提出他的创作“意在表现自己”，从朱先生的大量散文作品中，确可看出，无论是描述自己的身世生活经历，还是表现亲朋故友的音容笑貌，无不坦白地裸露作者赤诚的心灵。他为友人无隅君的诗集《梅花》作的后记，应该算作一篇评论性的散文，但字里行间仍融进了一种对亡友至性至深的感情，令人为之动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散文形式写作序跋一类的文字，并且富于感人至深的情愫，朱自清应推首位，由此也可见朱先生是一位对散文情有独钟的作家。

在《梅花》后记中，朱自清先生怀着感伤的心情追忆了与无隅君相聚的场面，以及为了帮助贫困的家庭积蓄些钱财以安葬英年早逝的无隅君，朱先生与友人到处奔波而又四处碰壁的景况，所以当开明书店答应印行亡友的作品《梅花》集时，作者悲喜交加，感慨万端，所以作者仿佛按纳不住积蓄已久的感情，开篇便点明：“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从诗稿的命运转到主人悲剧性的短暂人生，物在人亡，而且想来这份诗稿虽“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强烈的感伤使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自己于心不安的自责，同时也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作者又以充满敬重的心情记叙了为这部诗集的出版呕心沥血的林醒民君，以及关心这部诗稿的白采与周了因先生。由一部诗稿的辗转出版，将人物的命运安排，世道的艰难与坎坷连接在一起，布局紧凑，着墨虽平淡无奇，但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浓烈的人间至情，由此可以折射出大写的“人”字，树起人格的丰碑。

文章用语舒缓，韵味悠长，体现出深沉的感情色彩。心理学认为：人的多种多样的情感都可以按照对比的性质配合成对;凡是配合成对的两种情感在性质上彼此相反。例如：悲与喜、乐与哀、爱和恨等等，情感的这种特性可称之为两极性。人的两极情感彼此结合在一起便呈现出复杂的情感状态。例如开篇一段，作者的心情便是悲喜交加，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这种悲凉的情感实际上就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体验，它内涵的复杂与丰富，也正是它的感染力所在。

朱自清《撩天儿》欣赏

《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这么一段儿：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肾熟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谈谈天气，谢安引《易系辞传》的句子称赞他话少的好。《世说》的作者记他的两位哥哥“多说俗事”，那么，“寒温”就是雅事了。“寡言”向来认为美德，原无雅俗可说;谢安所赞美的似乎是“寒温‘而已’”，刘义庆所着眼的却似乎是“‘寒温’而已”，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寡言”虽是美德，可是“健谈”，“谈笑风生”，自来也不失为称赞人的语句。这些可以说是美才，和美德是两回事，却并不互相矛盾，只是从另一角度看人罢了。只有“花言巧语”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来似乎是给执政者和外交官说的。这些人的言语关系往往很大，自然是谨慎的好，少说的好。后来渐渐成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却也有它的缘故。说话不免陈述自己，评论别人。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听话人的手里。旧小说里常见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陈述自己。《女儿经》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评论别人。这些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说话并不一定陈述自己，评论别人，像谈论天气之类。就是陈述自己，评论别人，也不一定就“全抛一片心”，或道“张家长，李家短”。“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儿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语”却不在这儿所谓“巧妙”的里头，那种人往往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健谈”，“谈笑风生”，却只是无所用心的“闲谈”，“谈天”，“撩天儿”而已。

“撩天儿”最能表现“闲谈”的局面。一面是“天儿”，是“闲谈”少不了的题目，一面是“撩”，“闲谈”只是东牵西引那么回事。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儿。日常生活里，商量，和解，乃至演说，辩论等等，虽不是别有用心的说话，却还是有所用心的说话。只有“闲谈”，以消遣为主，才可以算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说话。人们是不甘静默的，爱说话是天性，不爱说话的究竟是很少的。人们一辈子说的话，总计起来，大约还是闲话多，费话多;正经话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们不论怎么忙，总得有休息;“闲谈”就是一种愉快的休息。这其实是不可少的。访问，宴会，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动，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闲谈。西方人很能认识闲谈的用处。十八世纪的人说，说话是“互相传达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启发”的①。十九世纪的人说，“谈话的本来目的不是增进知识，是消遣”②二十世纪的人说，“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谈话并不比苍蝇的哼哼更有意义些;可是他愿意哼哼，愿意证明他是个活人，不是个蜡人。谈话的目的，多半不是传达观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样不停的响，真教人生气。可是在晚餐会上，人宁愿作蚊子，不愿作哑子。幸而大多数的哼哼是悦耳的，有些并且是快心的。”③看!十八世纪还说“启发”，十九世纪只说“消遣”，二十世纪更只说“哼哼”，一代比一代干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彻了。闲谈从天气开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这正因为天气是个同情的话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又无需乎陈述自己或评论别人。刘义庆以为是雅事，便是因为谈天气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但是后来这件雅事却渐渐成为雅俗共赏了;闲谈又叫“谈天”，又叫“撩天儿”，一面见出天气在闲谈里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见出天气这个话题已经普遍化到怎样程度。因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陈腐;他们简直觉得天气是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于是天气有时成为笑料，有时跑到讽刺的笔下去。

--------

①GentlememfsMagazine，173，P.198，据William Mathews，Polite SpeechintheEighteenthCentury引，见English.Vol.1，No.6，1937。

②J.P.Mahaffy，ThePrinciplcsoftheArtConversation再版自序(1888)。

③RobertLynt，Silence(散文)

有一回，一对未婚的中国夫妇到伦敦结婚登记局里，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天上云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早晨好!天儿不错，不是吗?”朋友们传述这个故事，都当作笑话。鲁迅先生的《立论》也曾用“今天天气哈哈哈”讽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头儿和那种世故人来的原是“客套”话，因为太“熟套”了，有时就不免离了谱。但是从此可见谈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往往只是招呼，只是应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话也罢，讽刺也罢，哼哼总得哼哼的，所以我们都不断的谈着天气。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可是风云不测，变化多端，未必就是个腐题目;照实际情形看，它还是个好题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过昆明到重庆去。昆明的记者问他，“此次经滇越路，比上次来昆，有何特殊观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气炎热，此次气候温和，天朗无云，旅行甚为平安舒适。”①这是外交辞令，是避免陈述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明显的例子。天气有这样的作用，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

--------

①《中央日报》昆明版，1940年2月22日。

谈话的开始难，特别是生人相见的时候。从前通行请教“尊姓”，“台甫”，“贵处”，甚至“贵庚”等等，一半是认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当时才好称呼谈话，虽然随后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罢了。自从有了介绍的方式，这一套就用不着了。这一套里似乎只有“贵处”一问还可以就答案发挥下安;别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谈下去，就非换题目不可，那大概还得转到天气上去，要不然，也得转到别的一些琐屑的节目上去，如“几时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这儿罢?”之类。用介绍的方式，谈话的开始更只能是这些节目。若是相识的人，还可以说“近来好吧?”“忙得怎么样?”等等。这些琐屑的节目像天气一样是哼哼词儿，可只是特殊的调儿，同时只能说给一个人听，不像天气是普通的调儿，同时可以说给许多人听。所以天气还是打不倒的谈话的引子——从这个引子可以或断或连的牵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非常时代，大家关心或感兴趣的题目多，谈话就容易开始，不一定从天气下手。天气跑到讽刺的笔下，大概也就在这当儿。我们的正是这种时代。抗战，轰炸，政治，物价，欧战，随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话，而且尽够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无须换题目。新闻本是谈话的好题目，在平常日子，大新闻就能够取天气而代之，何况这时代，何况这些又都是关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个老题目，向来政府常禁止人们谈，人们却偏爱谈。袁世凯、张作霖的时代，北平茶楼多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正见出人们的爱谈国事来。但是新闻和政治总还是跟在天气后头的多，除了这些，人们爱谈的是些逸闻和故事。这又全然回到茶余酒后的消遣了。还有性和鬼，也是闲谈的老题目。据说美国有个化学家，专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学，差不多不知道别的，可就爱谈性，不惜一晚半晚的谈下去。鬼呢，我们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时候却也可以独占一个晚上。不过这些都得有个引子，单刀直入是很少的。

谈话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总是地位差不多职业相近似的人聚会的时候多，话题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会里夹着些地位相殊或职业不近的人，那就难点儿。引子倒是有现成的，如上文所说种种，也尽够用了，难的是怎样谈下去。若是知识或见闻够广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题目，适合这些特殊的客人的兴趣，同时还不至于冷落了别人。要不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熟题目，但得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话题就难在这“共赏”或“同情”上头。不用说，题目的性质是一个决定的因子。可是无论什么地位什么职业的人，总还是人，人情是不相远的。谁都可以谈谈天气，就是眼前的好证据。虽然是自己的熟题目，只要拣那些听起来不费力而可以满足好奇心的节目发挥开去，也还是可以共赏的。

这儿得留意隐藏着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身份。但是“自己”并非不能作题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将“自己”当作一个不多不少的“人”陈述着，不要特别爱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们也会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错误或愚蠢，不妨公诸同好，用不着爱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兴趣的地方，不妨说是有一个人如此这般，或者以多报少，像不说“很知道”而说“知道一点儿”之类。用自己的熟题目，还有一层便宜处。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适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听得进去的话题，固然很好，可是万一说了外行话，就会引得那大人物或别的人肚子里笑，不如谈自己的倒是善于用短。无论如何，一番话总要能够教座中人悦耳快心，暂时都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才好。

有些人只愿意人家听自己的谈话。一个声望高，知识广，听闻多，记性强的人，往往能够独占一个场面，滔滔不绝的谈下去。他谈的也许是若干牵搭着的题目，也许只是一个题目。若是座中只三五个人，这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虽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许就有另行找伴儿搭话的，那就有些杀风景了。这个独占场面的人若是声望不够高，知识和经验不够广，听话的可窘了。人多还可以找伴儿搭话，人少就只好干耗着，一面想别的。在这种聚会里，主人若是尽可能预先将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势，也许方便些。平常的闲谈可总是引申别人一点儿，自己也说一点儿，想着是别人乐意听听的;别人若乐意听下去，就多说点儿。还得让那默默无言的和冷冷儿的收起那长面孔，也高兴的听着①。这才有意思。闲谈不一定增进人们的知识，可是对人对事得有广泛的知识，才可以有谈的;有些人还得常常读些书报，才不至于谈的老是那几套儿。并且得有好性儿，要不然，净闹别扭，真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记性和机智不用说也是少不得的。记性坏，往往谈得忽断忽连的，教人始而闷气，继而着急。机智差，往往赶不上点儿，对不上茬儿。闲谈总是断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长时间，维持场面不易。又总是报告的描写的多，议论少。议论不能太认真，太认真就不是闲谈;可也不能太不认真，太不认真就不成其为议论;得斟酌乎两者之间，所以难。议论自然可以批评人，但是得泛泛儿的，远远儿的;也未尝不可骂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说这是戏!人生原是戏。戏也是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假的。闲谈要有意思;所谓“语言无味”，就是没有意思。不错，闲谈多半是费话，可是有意思的费话和没有意思的还是不一样。“又臭又长”，没有意思;重复，矛盾，老套儿，也没有意思。“又臭又长”也是机智差，重复和矛盾是记性坏，老套儿是知识或见闻太可怜见的。所以除非精力过人，谈话不可太多，时间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马脚。古语道，“言多必失”，这儿也用得着。

--------

①TheWorld，1754，No，94，导言，P.6。

还有些人只愿意自己听人家的谈话。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不?

者有“一锥子也扎不出一句话”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货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论。平常所谓不能谈话的，也许是知识或见闻不够用，也许是见的世面少。这种人在家里，在亲密的朋友里，也能有说有笑的，一到了排场些的聚会，就哑了。但是这种人历练历练，能以成。也许是懒。这种人记性大概不好;懒得谈，其实也没谈的。还有，是矜持。这种人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们在等着一句聪明的话，可是老等不着。——等得着的是“谈言微中”的真聪明人;这种人不能说是不能谈话，只能说是不爱谈话。不爱谈话的却还有深心的人;他们生怕露了什么口风，落了什么把柄似的，老等着人家开口。也还有谨慎的人，他们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谈或少谈，并不等着人家。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来所赞美的“寡言”，其实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寡言”原来似乎是针对着战国时代“好辩”说的。后世有些高雅的人，觉得话多了就免不了说到俗事上去，爱谈话就免不了俗气，这和“寡言”的本义倒还近些。这些爱“寡言”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谢安和刘义庆的赞美都是值得的。不过不能谈话不爱谈话的人，却往往更愿意听人家的谈话，人情究竟是不甘静默的。——就算谈话免不了俗气，但俗的是别人，自己只听听，也乐得的。一位英国的无名作家说过：“良心好，不愧于神和人，是第一件乐事，第二件乐事就是谈话。”①就一般人看，闲谈这一件乐事其实是不可少的。

(原载1941年1月20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38期)

--------

①TheWorld，1754，No，94，据WilliamMathews书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