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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金刚怒目”式诗歌

导语：陶渊明一生都在追求出仕，也和当时的社会国家状态有关，使其怀才不遇，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文学网网小编为您整理的陶渊明“怒目金刚”式诗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为人所知的多是他的归隐诗与田园诗。但随着时代推进与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并在充分肯定陶渊明的诗歌平淡冲和、静穆自然的同时,逐步探究其“金刚怒目”式诗歌的根源。

一、认识过程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作为作家,在现世就享受到了盛名。同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趁早”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作家都是经历了一番曲折后才被人们认识的,因时代不同,认识便也有不同。陶渊明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诗现今读来,颇有隐逸之意,有的人也多是喜欢他的诗中的那种恬淡自然,因为如今讲的最多的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陶渊明生活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风骨、魏晋遗风也是对一个人的褒奖了。由不为人知到被人认识再到被人接受,这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痛苦的。还是朋友比较可靠,好友颜延年要帮扶一下陶渊明,或者他真的是欣赏陶渊明的诗,他说:陶渊明的诗“文取指达”,字虽不多,只有四个字,但对于像陶渊明这样的天下还不闻其名的诗人来说,也可告慰其心了。凡事要合潮流,人都有从众心理,曲高和寡历来不受重视。当时东晋盛行玄言诗,陶渊明做的却是什么归隐诗、田园诗,大家的目光自然不在他这里。但没办法,诗人都是充满了个性的人,若让他顺从潮流,他的个性便会被淹没了。但总还有个把知音,如钟嵘,他推崇陶渊明,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个评价就很高了。比起那位颜延年,钟嵘的评价又向今天对陶渊明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但陶诗在钟嵘的《诗品》中也只不过列在中品,地位还并不是很高。

到了唐代就不一样了。唐代是文艺大繁荣、大发展时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时代,陶渊明的诗开始受到大家的重视,逢有应酬唱和,他的诗是少不了的。连诗仙李白对陶渊明的诗都充满了向往,他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敬陶令前”。但是王维、杜甫、李白等人对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有不欣赏的一面,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云:“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恤其后之累也。”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云:“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杜甫也在《遣兴五首》(其三)中表现了唯一一次贬低陶渊明的思想:“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盛唐人所理解的陶渊明,是旷达知足,怡情于酒,遗世独立,怡然自得的典型形象。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陶渊明的很接近,因此他对陶渊明的人生观很有认同感,不爱名利,只爱酒,洒洒脱脱,活个超然。

人们开始注意陶渊明诗歌的风格,并对其诗歌风格研究有重大突破的时期是在宋代。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轼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非常准确的。朱熹也喜欢陶渊明的诗。诗魂恰似每个人的心灵,若你读得懂它,说明这首诗与你的经历、与你的感情、与你的痛、与你的愁、与你的价值观有吻合之处。朱熹认为陶渊明的诗是真性情,是本相,不只平淡,还豪放。他尤其喜欢《咏荆轲》一篇,认为平淡的人怎能说出这首诗中那样的言语。这个说法就有意思了,较前人的认识更加全面了。由于朱熹的地位从而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位高的人更有话语权嘛!何况朱熹说的话真是有道理。

清代诗人龚自珍对陶渊明很推崇,关于陶渊明的诗他有很独到的见解:“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意思是说:陶渊明的诗,动如卧龙,静如松菊,哪里只是平和,分明是“二分梁甫一分骚”。这个评价是入木三分的。他看出了陶渊明诗的平和,也看出了这平淡背后暗涌的春潮,厚实的土地下躁动着的是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还有想要在更广阔天空中飞翔的野心和苦闷,牢骚当然也有。自古文人都不是甘于只当一个文人的,诗不过是一块敲门砖,陶渊明也想藉此推开仕途的大门。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有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在其中提到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时代变迁之时,世事变化极大,但陶渊明好像没有更多的慷慨激昂,诗一如既往地淡然平和,好像真的遗世了一样,因此便有了“田园诗人”的美称。其实,他并没有将世事遗忘,只不过表达得比较自然而已,没有那么激烈,因此不招人注意。文人是善用曲笔的,但总还是有踪迹可寻的。鲁迅的看法比较辩证,其实陶渊明不只淡然也很“愤愤不平”。哪一个人是平面的呢,何况一个诗人?哪一个诗人是平面的呢,更何况陶渊明?

为此朱光潜和鲁迅还打过笔头仗。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撰文评说陶渊明,他眼中的陶渊明是个浑身静穆的人,不像屈原、阮籍、李白、杜甫,总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所以陶渊明伟大。鲁迅不认同他的观点。鲁迅认为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并非浑身肃穆,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金刚怒目”式的论断,因其诗不仅仅有“悠然见南山”的静穆一面,也有“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可见,鲁迅对陶渊明的认识更加辩证全面,也更明确、客观。如今也已成为正确评价陶渊明的定论。

二、根源与表现

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主要出现在他的咏怀诗、咏史诗中。在一些优美的田园诗中也有体现,只不过表现得比较隐晦曲折。究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黑暗社会的反抗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作为东晋元勋之后,虽不是世族,但也是名族,是介于庶族和世族之间的阶层,对世族既仰羡也倨傲,对庶族又瞧不起。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色彩的阶层,从而在陶渊明心里埋下了消极和积极的两颗种子,它们同时发芽,同时生长,在他的心里相互作用着。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在他的诗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有所表达,“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他的志向被压抑着。他对能施展抱负的人是羡慕的,大丈夫横刀立马,封侯祭祖,才不枉来这人世一遭。可世事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总是那么复杂和不可掌控,能将手中的笔化作一柄长剑吗?即便化作一柄长剑又有谁需要呢?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恩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首诗写于陶渊明四十岁时,往昔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官场的黑暗已经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这与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经曲阿,壮志难成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楚,才对田园生活产生了回归的依恋。隐逸常属于失意之人,踌躇满志的时候哪个人还有功夫理什么田园情怀呢?无可奈何的味道在诗中悠悠环绕。这时候正值晋室内乱,遍地杀戮,为避祸陶渊明应征入伍,这显然不是他最初的设想,只不过是避祸的需要而已,因此充满了委屈和不甘。不甘又怎样,政事如此,一人奈何?

(二)怀才不遇的遗憾

大丈夫是要“治国平天下”的。平凡人也幸福是现世人的理想。因为人忙忙碌碌的,其实一辈子也干不成什么大事,随着年龄增长,以往的大抱负越来越被现实的需要遮蔽。但显然,陶渊明没有。他是受儒家思想熏陶长大的,他饱读诗书,他有政治抱负,他壮怀激烈,他志在四海。但可惜的是现实与他的理想之间的差距太遥远,他的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摆着、矛盾着,田园生活只是个借口而已,但不这样又有那条路能走得更好呢?

在归隐后,陶渊明虽然一直在歌咏田园生活的安逸美好,且呈现出了自然平淡的诗风。但是他并不甘心隐逸,壮志豪情一直存于其心中。既然这种矛盾在现实中无法调和,陶渊明便到主观世界中寻找方法。所以在他的诗歌中不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及理想不得实现的焦虑与愤懑。他的.真性情开始在诗中渐渐浮现,不再曲笔,曲笔作甚?无论是他的咏怀诗、咏史诗,都表现出壮志难酬的愤懑。陶渊明要将自己的不屈的抗争精神表露出来,无一处不流露出“金刚怒目”的豪放。在《读山海经》这组诗中,陶渊明写了很多神奇怪异的事情,而且主人公多是些冤屈、失败的英雄。联系陶渊明少怀济世之志,最终因时事混乱而未能伸展的现实,那么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的叹息中,人们读到的就不仅仅是对神话人物的惋惜,更是陶渊明对自己深沉的身世之慨了。诗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是陶诗除温文尔雅外的另一种“金刚怒目”式。因为在他的血管里,毕竟还流淌着晋国开国名臣的热血,而时不我待的悲壮,在神话传说与现实之中同样存在。这也为诗人抒写无法抒发的幽恨提供了一个最恰当的切入点,使我们看到了他性格中激烈的另一面。陶渊明是在借精卫、刑天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他在告诉世人,其实自己跟精卫和刑天一样燃着永不熄灭的抗争精神。

再看他的《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秦。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身后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整首诗叙事简洁,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看似平淡的言语中饱含着满腔的激愤。这就是陶渊明“金刚怒目”的另一面。人生最可贵的是知遇之恩,可惜的是陶渊明一生也未遇到,这就是一个人的际遇。陶渊明写荆轲,不只是对他的侠义、英烈之举表示赞叹,更主要的是咏叹其中的“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大丈夫留威名、创奇功、立伟业。千载以下,余情是什么呢?是渴求抱负得以施展的人的共同心声。若“我”遇到这样相知之人,为什么不能也有一番成就呢?那“我”的一生是否该是另一番样子。可是人只活一世,真是白白地浪费了。唉,空有一番志向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空对着悠然的南山,发一番无人能解的慨叹,年华悠悠,所有的凭寄都是无奈之举?

陶渊明 金刚怒目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永初三年(422年)，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写得心平气和，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不是“浑身静穆”。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与金刚怒目

引导语：最能反映陶渊明诗风中“金刚怒目”一面的作品是哪些?下文是一些相关的分析资料，欢迎大家阅读了解。

“金刚怒目”是对陶渊明一部分诗歌作品的称谓，形容陶渊明的诗歌风气面目就像四大金刚一样的勇猛无比，让人产生敬畏之情。陶渊明诗歌中具有“金刚怒目”风格的是五言诗《咏荆轲》。

“金刚怒目”式诗歌是陶渊明的另一面，其风格与朴质的田园诗截然不同。“金刚怒目”式诗歌风格豪放不羁，充满了反抗精神。《咏荆轲》就是如此。诗中描写荆轲受燕国太子丹所托，进入秦国刺杀秦王的过程。

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生动的体现了荆轲的刚毅、果敢。荆轲明知秦国是个强盛的国家，就算刺杀成功秦王倒台，还是会有另一个霸主出来统治天下，仍然会有战争和无止境的纷乱，这是一条不归路。但为了兄弟义气和天下太平，荆轲毅然前往。陶渊明这首《咏荆轲》的新意在于写出了荆轲的“忠勇与愚智”，明明知道后果但也能勇敢的反抗、尝试，最终铤而走险丢失了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警钟。

陶渊明对当时昏暗的社会政治充满愤慨之情，特意借助具有强烈斗争和反抗精神的就是荆轲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抗议。这首诗的写作手法隐喻深藏，写作的风格和情调都与其他诗歌反差较大。但是始终仍然保持了陶渊明托人物言志、简单干练、理趣合一的特点，豪放之中隐现愤慨反抗之心，具有“金刚怒目”的霸气。

陶渊明是什么派诗人

陶渊明是田园派诗人，是我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向往追求隐居的田园生活，任职期间著作了许多发表心声、想过安逸生活的诗词，辞官归家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歌。今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留世的作品一共有125首诗歌，散文辞赋12篇，全部编入《陶渊明集》中。《陶渊明集》一共有七卷，第一卷是四言诗：《停云》、《荣木》、《劝农》等;以此类推，卷二是五言诗：《形影神(并序)》、《归园田居五首》、《于王抚军座送客》等;卷三五首诗：《还旧居》、《止酒》、《有会而作》;卷四五言诗：《拟古九首》、《拟挽歌辞三首》;卷五赋辞：《闲情赋》、《归去来兮辞》;卷六记传赞述：《桃花源记》、《扇上画赞》及卷七疏祭文：《自祭文》、《祭程氏妹文》。

作品类型分为四大类：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和散文辞赋。其中田园诗是主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多，成就也是最高，对后世影响深远。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创始人。他以质朴的语言、深远的意境打破了南北朝时期骈文独霸文学的格局，开辟了新的文学格局。田园诗中对田园风光的描写随处可见，大量的田园诗歌也表明了陶渊明纯洁质朴的品德节操;表现了陶渊明对舒适安逸的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及炽爱;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憧憬。

陶渊明与酒

古代，酒是文人雅士的心头之爱，陶渊明作为诗人自然也不例外。陶渊明与酒有着莫大的联系，“诗酒人生”就是他一生最切合的写照。他创作的《饮酒十五篇》就是在他酒意人生时涌现的。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嗜酒狂徒。《五柳先生传》中就有提到自身对酒的是难以抗拒的：“性嗜酒……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对酒的痴迷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尽管家境贫寒不能常喝到酒，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的习性，时常邀请他去饮酒，他也何乐而不为。

陶渊明嗜酒的程度已经到了一种癫狂的状态。在他任职彭泽令时，朝廷有分配一百亩的田地给他。陶渊明原本打算全部用来种植酿酒的高粱，在妻子翟氏的恳求下，才勉为其难的将田地分割为二，一部分种植庄稼粮食，另一部分用来种植酿酒的高粱。粮食是人们填报肚子的食物，可对于陶渊明来说，只有酒才是他的食物。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嗜酒狂徒，却偏偏只为酒而折腰。

嗜酒如命的陶渊明，诗里行间也透露着淡淡的酒香。《饮酒》十五首就是他酒意人生的代表作。辞官归隐田园生活的陶渊明，在劳作之余，会悠闲地靠在菊花丛边小饮小酌，抬头看风景颔首品味人生，好不惬意。饮酒饮到忘我之际，灵感来袭，洋洋洒洒写下了《饮酒》诗词。陶渊明用醉眼看世界，用心体会人生，他与酒的缘分实在奇妙。

陶渊明被贬

在陶渊明任职期间，做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官职，因为人正直接受不了官场上的黑暗，屡次被贬辞官归家。陶渊明最后一次担任官职彭泽县令时，不满督邮刘云的贪贿收污之风，最终被贬回家中，不再出仕。

陶渊明为人正直有气节，受外祖父的影响，自小有着救济苍生的宏伟之志。从二十岁开始，陶渊明就开始了他的宦官生涯，走向救济苍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陶渊明担任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和彭泽县令等官职，为了生活计谋更是担任过许多小官小职。这条道路且长且踞，挫折一路不断，功名成就终能成否?

陶渊明对灰暗的官场失望之极，不堪重任屡次被贬归家。直至义熙元年，在朋友的劝说下，陶渊明最后一次回归仕途。在职三个月期间，正巧正巧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到陶渊明任职的地方检察公务。派遣的督邮刘云是个十分凶神恶煞之人，其贪婪可恶之名方圆百里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美曰其名是检察公务，实际上是过来接受陶渊明的贿赂。如果不贿赂他，他就栽赃陷害。陶渊明看不惯此作风，在迎接督邮刘云时没有奉承贿赂，守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气节毅然离去。刘云为此怀恨在心，就栽赃陷害陶渊明，陶渊明因此被贬。

陶渊明虽然被冤枉，但他并不在意，他最失望的莫过于心死了。陶渊明被贬之后，他才明白原来自己的追求抱负不过是一场空，还不如归隐田园生活过得潇洒自在。

陶渊明后代

陶渊明的后代有一部分现居住在南京禄口机场附近的禄口镇昝(zuǒ)巷，一部分留在江宁禄口昝巷及江宁区陶吴镇。现生活在南京的中国古琴协会常理事陶艺也是陶渊明的后代，他们是在南宋年间迁移到南京来的。

据《陶家族谱》记载，居住在江宁禄口昝巷的陶渊明后代，因子嗣繁衍旺盛被分为东西两支，每支各有自己族系的辈分。而居住在南京的陶渊明后代，是在南宋年间为了躲避战乱从江宁禄口迁移出来的，发展到现在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迁移到南京的陶氏一族，在南京以发展棉业为生，生意做得非常红火。陶艺的的曾祖母出自当时的名门家族，为他们在南京发展及创业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南京城南华露岗是陶渊明后代生活的地方，那里保留了很多他们生活的足迹。

为了寻找补全陶渊明家族族谱《陶氏族谱》，陶艺多次走访老家江宁禄口。黄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宗亲陶金象那找到了《陶氏族谱》。这本家谱是在清代时重新修订过的，虽然只剩几张残卷，但细细看来也可知陶艺这支陶氏后代迁移的大略详情。他们先迁移到江西，再到安徽，辗转了几处地方之后，才真正的在南京江宁县居住下来。

残卷之中除了记载陶氏后代的分散情况，还记载着《渊明公诔言》、《祠堂碑记》及《重修河定桥记》等内容。

《陶渊明传》金刚怒目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 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 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 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永初三年(422年)， 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

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 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 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 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 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写得心平气和， 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 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 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 不是“浑身静穆”。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金刚怒目

悼国也罢，叹老也罢，伤感的情绪不会总是那么强烈。从次年(永初二年)春诗人所作《游斜川》一诗看，诗人虽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觞纵遥情”中暂得“忘彼千载忧”，而恢复了“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这时，又一桩大事激起了诗人心中的波澜，使他无法忘世隐居。这年九月，刘裕怀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狭隘而狠毒的心肠，今张 以毒酒逼杀晋恭帝，张 不忍，自饮毒酒而死，刘裕又下令士兵逾墙进药，恭帝不肯饮，遂被杀死。当初三国归晋后，司马炎宽怀地安置了蜀帝刘禅和吴帝孙皓。晋恭帝在交出玉玺时心中是无所怨恨的，他对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辞入理而恳切。可刘裕全无晋武帝雅量，终于杀害了这个末代皇帝。诗人按捺不住愤怒的感情，相继作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诸诗，托古述怀。另有《述酒》、《蜡日》二诗，辞意隐晦，被认为是影刺刘裕暴政之作。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 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

《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诗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难为自己归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与世不合的自怨，诗中流露出来的多是哀婉无奈的情调，显示出平淡的风格，但时代的混乱、黑暗毕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穷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时时对那些野心家乃至晋帝抱有深深的不满和怨愤，不说只是因为说也没用。而晋帝，作为无能的君主，诗人对他个人没有好感，作为晋室的代表，诗人却是怀有感情的，他对晋室寄托过希望，这与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晋室也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积情绪因此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这才有如此激越的风格。诗人认识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时代，非己违世而是世事违己，于是长期压抑的不平之气就强烈地喷发出来。永初三年(422年)， 诗人五十八岁时所作的《感士不遇赋》，就是一篇流宕着激愤不平之气的作品。诗人写作《感士不遇赋》的起因如序言所说：“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古人心迹触动诗人情怀，诗人想到：淳朴真诚的世风消逝，虚伪卑下的恶习盛行，廉洁谦让的节操在民间日趋淡漠，投机钻营的邪心在官场日益纵恣。所以即使心怀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潜藏隐居，一些洁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劳苦虚度一生，“夫屡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门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无处可归，只有发出“算了吧”的哀叹， 这是夷皓、屈原也是诗人的遭际与心情。古人郁积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逐感而赋之”。诗人也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笔端，激情饱满地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为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在理想的社会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们或隐居自乐或大济苍生，都能顺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称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时代，理想的人生随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险恶、充满了虚伪嫉邪、是非颠倒的社会。“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汩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所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世间人附和同党而诋毁异己，别人胜过自己就恶言中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糊涂，把爱讲直话的人称作狂妄，这么一个黑白不分充满纷争的社会，像一张硕大的罗网，让人们像鱼和鸟那样担惊受怕，所以看透了这一切的人只好辞官弃世、隐居躬耕。

接下来诗人历数古往今来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时或是即使偶有机会但好景不长的悲哀遭际，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 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诗人从历代文人志士的遭际及个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溃，道德沦丧，人欲横流是忠直贤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历史学家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来阐述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前，永远存在的阴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尽的魔影，人际中填塞不平的潜流，人生中注定轮回的悲剧。“苍昊遐缅，人弗无已，有感有昧， 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脱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正。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以诗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间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 只能坚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构筑的诗意中度过余年，而坚决不用高价把自己卖给朝市。

《感士不遇赋》是诗人对自身、对历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运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不断抒泄的种种感慨和认识的集中表现，因此才强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既让人感染其情绪而热血沸腾，又让人共鸣其认识而掩卷长思。

激愤不平、金刚怒目，是诗人这期间作品的显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在看似闲淡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苍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写得心平气和， 一派温馨安谧的田园意境， 而到第九首《咏夸父》：“夸父诞宏志， 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就显出《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豪气来。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壮的笔调讴歌了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刑天断头后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见，陶渊明从不是他反复颂扬的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荷翁那样的隐士， 不是“浑身静穆”。恬然自安是他极力平复内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诗中的平淡风格只是海啸过后的现象。所以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集》中说陶渊明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是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