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的诗句汇编五篇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对后人形成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浅析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的论文

【关键词】杜甫诗歌忧患意识儒家思想责任

【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李白诗歌的忧患意识

李白的忧患意识与杜甫等人相比有其独特性，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下面来看看!

一、李白诗中忧患意识的表现

诗歌是诗人情感的产物，诗人的喜怒哀乐都在诗中流露，而李白的忧患意识在其诗中也在多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对唐朝前途命运的忧虑与关注

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但是在盛世之中诗人还是看到了其中的黑暗面。自身才华得不到施展，人民生活苦难重重，上层权贵却依旧骄奢淫逸，这些使得李白愈加不满，他在许多诗作中都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在这种黑暗现实的基础上，深刻地思考了唐朝的命运，其愤怒担忧在许多作品中都得到体现。当时的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朝政乌烟瘴气，诗人就在《古朗月行》中，以一句“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加以讽刺。在《登金陵凤凰台》(人教版七下)中，李白发出了“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感慨。浮云蔽日，不见长安，暗示着皇帝被奸邪小人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故而心情沉痛。诗中所见所感与历史教训交织，表现出诗人忧国伤时的心情。除此之外，《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苏教版八下)中，“弃我去者今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种心情也有所体现。“表现出他的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上述诗句反映了李白深深担忧着由于上层的腐败而风雨飘摇的大唐，这是他诗歌中忧患意识的体现。

(二)对上层权贵荒淫享乐的不满和讥讽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李白有着非常大的震动，使其愈加关注当时的政治，而上层权贵的荒淫享乐和人民的苦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爱国忧民的诗人对此有着强烈的不满。为此他写了许多讽刺权贵的诗，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写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心中郁闷，“正缘权贵在朝，才使得万事全非，自己又岂能依附豪门，摧眉折腰以辱身降志呢?”诗人写对名山仙境的美好向往，正是源于对权贵的不满和抗争，这种情绪是比较明显的，诗人蔑视权贵和坚持自我的信念在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切同情

李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关注民生，同情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随着玄宗后期开始拓宽疆域，频繁出兵，人民生活负担加重，到了“安史之乱”之后，民众生活十分困苦。这些都激发了李白匡扶社稷、关心人民的忧患意识，这在他的一些诗歌中也有充分体现。《古风》(人教版《语文读本》第三册)中“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就描写了安禄山攻破洛阳之后的凄惨情景，战乱之后的国家满目疮痍，李白正视和关切现实，忧患意识十分明显。在“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关山月》)等诗中，诗人清楚地展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且给予他们深切的关注与担忧。

(四)对封建社会压抑人才的不满

盛唐年间，玄宗励精图治，国家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读书人能够依靠才华进入仕途，这对文人是极大的鼓励。当时的李白像大多数人一样，满怀抱负，渴望建功立业。然而，诗人没有料到的是，后期玄宗耽于享乐，任人唯亲，官场风气变得污浊，有志之士难以被重用。诗人的满腹才华不能施展，很多士人怀才不遇，使他对压抑人才的社会现状十分不满。在《行路难》(苏教版九下)中有诗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种心情就有所体现。“这两句想象离开长安后渡过黄河与攀登太行山的情景，实际上是以山川的险阻比喻世路的艰难。”诗句具有比兴意味，生动地写出了满怀壮志的诗人在遭遇“赐金放还”的打击之后的失望和不满。诸如此类的诗句还有许多，例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人教版语文读本第三册)中“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以及(《将进酒》(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诗句都体现出诗人满腹才学却无人赏识的悲哀不满之情，因此这类诗歌都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

二、李白诗忧患意识的成因

人的情感并不是无端产生的，一种情感的出现是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李白的忧患意识也和他自身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儒道思想文化的影响

盛唐思想文化开放，李白更是将儒家、道家、佛家、游侠、纵横等多家思想集于一身，但对于李白影响最深的还是儒道两家的文化。道家思想在李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都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5]他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他的明朗、自信、壮大、奔放的感情，也基于这样的人生向往。”[6]所以李白在其诗歌中总是能够直言心中情感，他对自我的追求使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因而能理智清醒地看到玄宗统治后期的种种弊病，并且以一种不受约束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李白对于种种现实问题的关心和忧虑，渴望参与朝政，正是因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7]即使李白清楚地看到了现实的黑暗，对朝廷失望，他也依旧希望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甚至曾在“安史之乱”中入永王李幕，从军报国。可以说李白积极入世，关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思想是贯穿其一生的。

儒道两家产生的不同影响，两家思想的交织，是李白诗中忧患意识的主要成因。

(二)盛唐时代环境因素

李白经历了由盛世走向衰颓的一个阶段，玄宗前期在前人统治的基础上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并且任人唯贤，使当时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才子贤人都渴望为国效力，所以当时的少年李白一心忧国为国。但是当他干谒失败，前去长安求仕后，他的所见所闻让他十分失望。他在长安看到了这个逐渐走向衰颓的朝廷的种种弊病，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他“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心中充满愤慨与不平。”《蜀道难》《行路难》等诗都体现了他的不满。曾经经历过那样一个清明繁华的年代，当玄宗后期社会问题逐渐爆发时，强烈的反差使得李白更加关心国家，所以在诗中表现了忧患意识。

(三)李白自身个性与性格使然

“李白人格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他诗文中的忧患意识与他自身的个性有着很大关系，他正义善良、直率天真，即使现实世俗十分黑暗，也不与之同流合污，反而更加清醒地保持自我的精神。清醒的认识使得他看清了大唐的衰颓，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将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完全激发，他不满社会压抑人才，大胆讥讽当时权贵，同情人们群众的苦难。李白十分渴望天下海晏河清，渴望一匡天下，李白骨子里豪爽的个性让他在诗中直言忧患，铺陈时弊。其浪漫主义情怀也促使他不断探寻，企图找到一个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

三、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当代意义

前面我们分析了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表现和成因，下面我们谈谈在当下研究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积极意义。

(一)树立青年关心家国天下的意识

优秀的诗歌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苏教版还是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李白诗歌都极具抒情性，艺术风格豪迈飘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使得他的诗歌更能打动人心。心忧天下，忧民爱民的思想感情也渗透在他“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等诗歌中。当代青年与大学生通过阅读这些诗歌，可以体会到诗人当时一心报国的澎湃感情，自觉树立学习知识、关心国家、报效祖国的意识。

(二)培养积极入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盛唐人士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乐观旷达已经成了李白诗的显著标志，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都体现出了李白想要参与朝堂政治，匡扶社稷，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态度，这对于当代青年具有激励和带动作用。尤其是即使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遭受打击，“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样的理想，他又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升华了”，这对于当代心理压力不断增大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养料，能够鼓励当今人们笑对人生，不轻易言败。

(三)有利于推崇旷达高远的可贵人格

李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的人生目标从来不是偏安一隅，随遇而安，而是能够成为一代贤臣，辅佐皇帝开创盛世。这种理想不是空中楼阁，李白才华横溢，既能够坚持报国之心，也能够清醒地看待时势，并渴望纠正时弊，建功立业。因此，表现忧患意识的诗歌体现出了他旷达高远的人生追求，对于当代人培养高洁的人格具有引导作用，当大多数人都追求安逸享乐时，正需要一股清正的力量来引导人们追求理想，而李白诗歌作为传统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能给人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学语文教材中收录的李白诗大多思想积极进取，在手法和内容上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但李白诗歌并不是浮于云端的浪漫主义，其诗歌中有着深切的忧患意识，这与其自身性格、所接受的文化及其时代背景都息息相关。但是他的入世思想、爱国情怀、乐观的人生态度，并不局限于当时，对于现在的我们仍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诗仙李白的伟大思想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并散发着永恒的光辉。